3）关于忍耐和顺从的教义。基督教大力宣扬忍耐和顺从，要人"爱仇敌"，主张接受现实命运，忍受压迫和剥削，消弭反抗和斗争，以维护现实社会秩序。《劝世良言》劝人"固穷守分，凡事听命于神天上帝"。拜上帝教重复这些教义，而且还渗入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富贵生死"天排定"，"知命安贫意气扬"①。此时，洪秀全虽感到"忍耐或谦卑"，"无以管镇邪恶之世"，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革命的觉悟，而是主张对邪恶采取较为严厉的惩罚手段。对于所受的苦难，贫困的人们仍须忍耐顺从。
4）关于天下一家。《劝世良言》宣扬，上帝是"万国万类人之大父母"，全世界之人"自君王至庶民"，"不拘贵贱尊卑"，皆为一家。洪秀全尽管在《百正歌》中划分了"正"与"不正"，但并未把"不正"排除出上帝子女之列，而是反复强调："天父上帝人人共"③，"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④。这种说教与《劝世良言》完全出于一辙。
5）关于上帝教的戒条。基督教有十条诫命：除上帝外不可敬拜邪神：不许制作偶像；不许称耶和华的名字；以安息日为圣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不许贪恋他人财物。⑤《劝世良言》只讲了十诫的来历，没有讲十诫的具体内容，洪秀全此时没有规定"天条"。但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却突出了正与邪的对立。除了劝人敬拜上帝、勿拜邪神外，又提出"六不正"，其内容基本是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中所禁绝的邪行，它与基督教的"摩西十诫"差异较大。后来，当洪秀全看过圣经后，就修正了"六不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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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道救世歌》。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4。
③ 《原道救世歌》。
④ 《原道醒世训》。
⑤ 《新约》，《出埃及记》，第2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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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初期的拜上帝教在某些方面逾出了《劝世良言》。
其一，洪秀全试图把基督教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延伸扩展到现实社会生活中，衍化为政治经济平等的观念。这一点在《原道醒世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这种观念只是他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向往。此时，洪秀全还没有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平等的强烈要求。
其二，初期拜上帝教既憧憬来世的超度，又向往现世的幸福。《原道救世歌》讲灵魂的超拔；《百正歌》宣传行正，反对不正，正可升天堂，不正入地狱。这都是身前死后的事。同时，还指出不正对社会、个人造成的现实灾难，警告世人崇正克邪。《原道醒世训》则透露了这样的讯息：希望把"乖漓浇薄"、"陵夺斗杀"之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大同"之世，带有入世的色彩。这是《劝世良言》和基督教所不曾有的。但洪秀全还未找到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奋斗途径。
联系到洪秀全的思想演变过程，1843 年第四次科考落第，反清思想再度滋长，遂导致拜上帝教创立，但在两广传教受挫，反清思想又趋退潮，转入宗教救世。因而，他撰写了早期的拜上帝教系列著述。《劝世良言》也是鼓吹宗教救世的作品，与洪秀全当时的思想状况正相吻合。因而，它被大量慑取，写入洪秀全此时的著述之中。然而，洪秀全怀着强烈的救世救民的抱负，
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未消弭，他渴望消除现实社会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建设美好的公平社会，而不只是期待遥远的身后世界。这正是拜上帝教对《劝世良言》教义加以吸取和变异的思想症结。
2.浓烈的儒学成份
洪秀全在传教活动中，面临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l）拜上帝教不以儒学经典为道统，而重建新的宗教理论和教义，在统治者和士大夫看来，显然是"异端邪说"、"妖言惑众"，被目为邪教。
2）主张崇拜上帝，废弃一切偶像，包括对祖先的崇拜，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崇拜观念；而上帝是西方基督教的崇拜对象，因此被社会指斥为"从番"。而且，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欺凌，爱国情绪正炽，宣扬基督教更引起中国人的误会和忌恨。
3）洪秀全对基督教并不熟悉，《劝世良言》并没有高深的宗教理论体系，而且不合中国国情。因此，初创时的拜上帝教理论贫乏，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洪秀全熟悉儒学，而且深刻感受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巨大影响力。因而，他采取了合理选择，把基督教与传统的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使皇上帝中国化。这样，不但能使皇上帝在中国人的信仰中较容易地取代旧的偶像，而且还能使他的传教活动获得合法的存在空间，并且可以弥补拜上帝教理论肤浅和贫乏的弱点。因此，洪秀全大量地从儒家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料。在他早期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的、浓厚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而且儒学成分多于基督教成分，显示初期拜上帝教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