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44-48。
① 《1854 年麦华陀和包令对南京的访问》，转引《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一），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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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秀清并不满足于总揽军政，而是直接向洪秀全名义上的天子地位发起挑战。他企图改变现有的二元权力架构， 把洪秀全彻底逐出中枢决策系统，建立以自己为集权中心的新的一元权力架构。因此，他逼迫处境孤危的洪秀全封他万岁，引发天京内讧。权力斗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1857年6 月，石达开出走分裂方告段落。
天京事变结束后，中枢权力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洪秀全的权力竞争对手杨、韦、石、秦相继或诛或走，重建天王专制的理想时代终于来临。洪秀全消极接受内讧教训，严密控制中枢决策和军政权力，以防大权再度旁落。因此，他作出两大决定：其一，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石达开辅佐时，只封为"通军主将"，而未升军师，天王收回了军师权力。其二，"自行降照（诏），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但天京兵力削弱，必须由陈玉成、李秀成兄弟等人的实力支持，太平天国政局出现外重内轻的趋势。除了洪秀全，其他朝臣难以控御和调度这些地方统帅。而在天京事变前，中枢杨秀清的统一指挥，韦、石、秦、胡诸王以中央大员出外督师，天国将十悉由中枢调度，地方将帅并无任何独立性，事变后已经基本改变了格局。如今，各大统帅皆有部属，自成体系，而且控制一块地盘，把持军政财人事等地方权力，只有天王诏旨才能调度，各统帅率部从征，事毕，返回地盘守御。
此时，天国领土基本被主将们分割。军事统帅权则由蒙得恩与陈玉成共掌，陈玉成负责协调和总统京外各军，居于各主将之上，最高决策权和调度则由洪秀全总揽。天京事变后，权力运作架构如下图：显然，洪秀全控制了最高决策权力，他以军政和宗教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不受任何力量的制衡。就中枢决策系统运作而言，层次简化直接，天王一面透过蒙得恩、陈玉成贯彻军政指令，一面迳直向各主将下达诏旨，统合地方实力派。而蒙得恩、陈玉成在决策中处于次元地位，上层须经洪秀全旨准下诏，下层须与各主将协调沟通。如三河战役时，陈玉成决定西援，奏请天王批准，并奏调李秀成部参战，获旨后方得实施会战。1859 年夏，洪仁玕赴天京，未久即封干王，就任军师，总理军政。引起五军主将不满，乃晋封蒙得恩为赞王、陈玉成为英王。直到1859 年底，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杨辅清为辅王，李世贤为侍王。至此，主将们均有王号，被称列王。在重刻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新的权力位阶作出规定：天王降旨，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
洪仁玕虽然统领列王，但各王皆为军事统帅，势力持续膨胀。就中枢结构而言，洪秀全总揽军政，保持着强势的专制权力；但就中央和地方关系而言，洪秀全虽然被实力派拥戴，但却难以控御他们的势力扩张。而且，实力派之间形成新的力量组合，对中枢决策三心二意，难以统合运作，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指出："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对策是实施中枢对地方的垂直权力整合，"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恢复天京事变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但是，洪仁玕追逐往昔杨秀清的军政实权，既使天王疑惧，又遭实力派抵拒，整合地方权力不啻缘木求鱼。
其时，政事决策由洪仁玕研拟设计，蒙得恩、李春发等辅佐；军事决策则由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研拟设计。均须奏请洪秀全旨准实施。这一时期天国权力系统的运作架构如下图所示洪秀全经常宸躬独断，自行决策，并不按照权力运作程序而直接颁诏下达。如钦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旨由保天福刘庆汉等迳直送往江浦。调遣将领也由天王令差官携诏直接驰抵将帅兵营，依旨行事。洪秀全还直接干预外事决策。当额尔金率英舰闯入长江，在天京江面遭到太平军炮击而疯狂报复后，天王作出决定，亲自缮旨，并令晋天燕朱雄邦"捧赴"英舰①，期望"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②由此可见，中枢决策系统的权力运作具有颇多的随意性，洪秀全的意图可以通过程序化或非程序化的管道输出实施，显示其决策枢纽和源泉的功能，天王专制政体愈加强化。对地方将帅而言，天王诏旨具有绝对权力，必须遵行，否则，立即作出解释，听侯天王决断。而对洪仁玕等的中央机构指令，则大打折扣。如洪仁玕请李秀成倾力支援上游，解安庆之围，遭到忠王抵制。洪仁玕指挥援军驰救安庆，也不能驾驭林绍璋等将领。因此，洪秀全的皇权虽得强化，但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天王不得不更多地直接指示军政事务，以控御各地将帅，以致洪仁玕的军师权力名存实亡。据洪仁玕回忆：此时政事归干王、章王、赞王三人掌握，外交事务即由于王执掌处理。但要务则须天王"裁可"，其中，天朝吏部主管人事，官员任免升贬则由列王保封，幼主下诏、吏部备案发给凭信。吏部有时也迳直保封，经幼主下诏任命。表面上，人事权集中中央政府，实际上，各王皆大举部属，反而强化其派系凝聚力。1859 年冬，李秀成封忠王后，竟"悬印月余，未敢视事"，请洪秀全加封捻军首领韩碧峰兄弟，而后"方敢受任"。天王只得让步，旨准李奏，同意二韩"保封福爵"。由于各王滥加保封，人事任免混乱杂芜，幼主于1861 年12 月7 日下诏各王，"暂缓保封"文武属员，"以免偷安托庇，兼之人品良莠不齐，诚恐因逸生事"，而理事府阁（即天朝吏部--引者）碍难节制，致累各廷府（即各王府）声名。①但是，滥保已成潮流，难以阻遏，洪秀全未能取消地方诸王的人事保举权。相反，中央只能认可他们的保举，吏部和幼主诏旨不过是官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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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07。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4。
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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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枢权力而言，以天京内讧为界定，杨秀清擅权于前，洪秀全专制于后，权力在洪、杨之间转移，但一直由一人操控，其实质则是传统的君主专制。自拜上帝教创立基地伊始，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政治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权力结构而言，中枢决策系统曾发生若干演变：由洪秀全为首的一元架构系统，转变为杨秀清、萧朝贵为主导层面，洪秀全、冯云山为次元层面的二元架构系统。天京事变后则回归为洪秀全为首的一元架构系统。从权力系统的总体考察，天京事变前，中枢对地方实行垂直控御，呈高度中央集权架构。中央诸王经常被杨秀清调遣，在诸战场指挥战事，综理民政，但并无固定地盘与部队。及至天京事变之后，中枢对地方控制逐渐削弱，呈地方分权架构，中央诸王不能指挥各战场战事，而由地方诸王主持所辖地盘的军事、民政、人事与财经。会战则需天王下诏，地方诸王协同展开，中央集权因此不断弱化，天京安危必须依恃地方实力派，主要是陈玉成、李秀成等的保全。就权力斗争而言，天京事变前，斗争重心在中枢系统，洪、杨、韦、石等争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欲望酿成亲痛仇快的天京事变，中枢力量严重损折，因而导致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天京事变后，权力斗争重心转变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洪秀全、洪仁玕及其他中枢权贵意欲强化中央集权，削夺地方诸帅的兵权、人权和地盘，遭到各帅联手抵拒，而且诸帅乘中央虚弱，不断扩展地盘和权势，酿成剧烈的政潮。其中，洪氏兄弟与李氏兄弟间的冲突尤为激化，形成天京事变后天国权力斗争中的主要漩流。尽管双方明争暗斗，但彼此克制、容认，不时妥协与顾全大局，因而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同时，中枢内部及地方诸帅之间也各自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权力斗争，往往和中央、地方之间的斗争交织进行，导致天国后期政局更形紊乱、复杂。
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无力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既按照封建王朝的模式建树了自己的天国，又追求根据各自实力不断分配有限的政治资源，因而导致持久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即使大敌当前，甚至困守危城，也不歇手。可见，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是产生残酷权力斗争的制度性渊薮，而花样翻新，永无止歇的权力斗争则是加速天国覆亡的祸基。天国领袖们既是她的创建者，又是她的掘墓人， 封建性的权力斗争实质上是葬送天国大业的内在根源。
第六章思想结构之宗教神学层面──拜上帝教
恩格斯对16 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作过翔实和精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①从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考察，也证实这一论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基本采取这三种形式展开。例如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就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展开反清活动。黄巢、李自成、宋江等起义则是采取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又是公开的异教形式动员和组织民众，逐步导向武装起义的。太平天国起义尤为典型，它是以拜上帝教为精神武器，首先"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在广西山区传播扩散，创立基地，聚集教众，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之后，再导向武装起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