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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承认与保护地主乃至逃亡地主的其他财产所有权。1861 年，掌理桐乡县军政民务的符天燕钟良相发出告示说："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认识收管，侵占者立究。""住祖屋、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①类似现象时有出现。
第五，镇压农民抗租斗争。由于佃农抗租斗争间接影响征收钱粮，于是，太平天国一再出示禁止佃农抗租。佃农不愿屈服，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有时竟出兵镇压，强制佃农交租，以保护封建剥削关系。
看来，1861 年后，地主收租的地区增多。一些抗租严重的地区，如无锡、金匮、吴江黎里镇、浙江嘉兴，嘉善、桐乡、乌青镇、绍兴郡大多数州县等，都恢复了地主收租或设局代地主收租。这些政策、措施显然与经济平均观念背道而驰，从经济层面反映出太平天国政权严重的封建化蜕变。
不过，1861 年后，仍有不少地方实行着佃交粮，如常熟昭文、苏州吴县、元和县、吴江同里镇、浙江海盐县及桐乡部分地区等。由于这些地区，地主或被杀、或逃亡，"簿书契具"因战争"悉为灰烬"，不可能完全恢复旧有土地关系，只得承认现实，变通实施着佃交粮。
另外，太平天国虽然允许、帮助地主收租，但对租额已有限制，对钱粮也有所减轻。1860 年，洪秀全发布减赋诏，谓要"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②洪秀全的轻租薄赋政策在太平天国后期一段时间内基本得到实行：如1860-1861 年间在苏福省，太平天国地租为清方原租额的3-5 成，有的地方还地租全免。太平天国所征田粮大部分地区较清方原额减免了4 成以上，有的地方减免6 成乃至8 成。除个别地方未减外，其他小部分地区也减免2 成。赋银一般都较清方原额减免1 成，少数地方则减免一半左右。不仅正额租赋较清朝大为减轻，还在政策上禁止勒折浮收。在新克复的地区，还豁免当年的田租和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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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梓《避寇日记》卷2，咸丰11 年7 月13 日。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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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军事形势逆转，上游基地沦丧，苏渐基地成了太平天国财赋的主要来源。 1862 年起，湘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军围攻苏渐，基地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湘军从上游大举东犯，迫使太平军在东西两线持久作战，军需支出较之前时大为增加，且集中由苏渐基地供应，迫使太平天国增加粮税征收，轻赋政策难以为继。及至1862 年，田赋转趋加重，增额为1 倍，甚至2-3 倍。重赋政策很难贯彻，征收方法也发生变化，一是严加催逼，"勒乡官具限状"，若未能如期完成征收任务，"非綑锁，即枷杖"①。二是日益倚重旧时的衙门、胥吏、甲长一流人物来征收，于是，浮收勒折之风泛起。三是杂捐数目增多。1860 年就已有杂捐，但只少数几种；1861 年以后，名目愈来愈多，征收也愈来愈重，农民负担日渐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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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梧迟《漏网喁鱼集》，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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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后期太平天国在田赋的证取上，与前期相比，在量上日益加重；在手续上，不能保持前期的"善取"、"轻取"。正税和附加的苛捐杂税加在一起，连地主也有"费大于租"的怨言，一般农民"多破家勉应"，"无一不困矣"，实在不堪承受。
随着军事形势恶化，太平天国大力扩军，费用日增，仅有钱漕正税及杂捐附加税仍然不够，各地政权又沿用前期打先锋、进贡、强制征发等筹饷筹税办法，但在行动上较之前期又有变化。
如打先锋。 50 年代在皖、赣、鄂各省辖区，打先锋的征发对象相当明确，是富户及典当户。当时太平军至一村一庄，每于事先觅该村该庄穷民，或发动地主富户家庭的佃户、佣仆，在确认谁家富有、谁家是"官幕家眷"，谁家是"绅衿"之后，便逐户搜罗。进入60 年代后，在苏浙地区，打先锋渐流于"滥"，一是对象的"滥"，固然仍以富室、大户为主，但也广泛及于贫民，出现搜刮绅富，同时也"搜刮四乡"，即使贫家也"无有免者"①的现象。二是在行动上缺乏节制。如太平军攻下兰溪后，"初数日"，"逐日至乡"打先锋。50 年代打先锋得到贫苦大众的支持，绅缙富户也不敢有所违抗；60 年代打先锋，不分贫富，引起贫民、小户的不满；行动缺乏节制，给地方歹徒和"野长毛"进行骚扰、劫掠以可乘之机，而使辖区秩序扰攘不宁。
"进贡"。50 年代，进贡的征发目标是"户"或"众户"，主要是其中的"殷实之家"，当然也有各地群众自愿贡献。 60 年代，进贡总的说来日益流向于以某地为对象了，贡物往往由各个村镇全体筹办，不论贫富都要负担。具体做法是，殷户、富商等拿出洋钱、元宝，贫家则输出鸡猪羊鱼肉菜蔬。②就负担能力而言，贫家更加吃重。征发对象、既从以人、以户逐渐转变为以村、以地为单位进贡，富户便不再成为"责"贡的重点，而是不分贫富的摊派。"责"贡原来具有强制性，且以富户为重点对象，强制其贡献财物，地主富户便在政治上也遭到打击。而今，改以村、地为对象，则富户便以贡献较多，显示其为保护村、地平安尽了较大的力量，不再蒙受政治打击，反而可以"市恩"于群众。
写"大捐"。50 年代，写"大捐"对象是富人，进入60 年代，出现由"人"为对象向着以"地"为对象转变的迹象。这一变异，使"大捐"失去了重点对象，殷户、富室不再被当成捐主，贫民、小户也在写捐之列，"种田五亩以外皆捐"，甚至写捐写到只能出四、五文制钱的农户身上①。大捐之"大"，特捐之"特"，已失却原意。而且，太平天国当局对殷户、富室"借饷"时，不再采取严峻的强制态度，而是变为温和理性的晓谕，地主、绅董不再是打击对象，而成为太平天国的最好良民了。对太平天国地方官员来说，富户是赋税的主要征收来源，比起贫苦农民更有吸引力，他们的立场也不自觉地站到地主豪富一边。
凡此种种之政策变化，显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政权平均平等思想的急剧淡化，而且不复成为制定政经政策的重要思想依据。相反，旧政权的施政理念和做法主导了太平天国各级政权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此种变异也构成了太平天国政权封建蜕变的重要层面，值得史家认真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