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官吏铨选、升黜制度虽然贯彻论功行赏、选贤任能的原则，但其官制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个人专权的弊病。其等级森严，共分为16 等，以王为尊，而所封诸王以东王杨秀清地位最高。上下级之间基本上是命令与遵从的关系。官吏的铨选、升黜基本是通过长官保升奏贬部属的管道而运作的，并且升贬官吏必由"军师直启天王主断"。但由于建都后，军政大权由杨秀清执掌，洪秀全"不问政事"，官吏拴选升黜，实际由各级长官层层上报，并由杨秀清决定，因而缺乏系统完整的运作规范，长官意志、杨秀清的决断必然限制着正确原则的完全贯彻。不过，当时纪律严明，官兵受到创建人间天国理想的鼓舞，平均平等观念比较浓烈。而且，杨秀清敢于任事，赏罚严明，在铨选升贬原则贯彻上比较公正合理，颇能激励军心。及至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因前期杨韦檀权的教训，对异姓文武多有疑忌，转而重用同姓、亲族和心腹，如洪仁发、洪仁达等。政风由此败坏，滥保竟成不可遏制的趋势，选贤任能、论功行赏的铨选升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而地方将帅为了拢络亲信，培植派系，大搞封官许愿。他们私铸印信，私给官凭，擅自封官，甚至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不少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日三迁而犹未足。"①政治上、军事上形成"散漫不可制"，寻致"政涣人散、外合内离"，②"人心冷淡"，"锐气减半"③的腐败局面。
1859 年，洪仁玕到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强调把黜陟升贬官员的大权收归中央，从而剥夺地方将帅的人事任免大权。同时，他主张严明赏罚，实行法制。这些主张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取得到了某些收效。洪秀全把政事推给洪仁玕后，自己不理政事，"俱信天灵"④。洪仁发兄弟乘机插手政务，离间天王与洪仁玕的关系。安庆失守后，洪仁玕、陈玉成被革职。这样，洪仁玕改革铨选制度的努力及其整个新政亦宣告失败。
洪仁发兄弟控制朝政后，利用职权排斥李秀成兄弟，众建诸侯，滥封列王，以分散与削弱李氏兄弟兵权。洪氏亲族集团还大力推行贿赂政治，不问功过、贤恶，只要支付贿赂就可晋封王爵。结果出现了贿赂公行、滥封滥赏的乱象。从1861 年9 月至1864 年7 月，短短三年之中，总共封王2700 多人，⑤至于受封其他官爵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于是，以论功行赏、选贤任能为中心内容的铨选升黜制度彻底破坏，天国吏治腐败紊乱，不可收拾，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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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页27。
② 《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页191。
③ 《资政新篇》。
④ 《李秀成自述》。
⑤ 《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三），页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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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官制度与基层政权的变化
太平天国领袖们并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他们局限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只把情朝政权作为打击对象，对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缺乏严明的打击和防范政策。因而，在基层政权建设上对乡官的成份根本没有明确规定。太平军所到之处，虽然都严厉地打击官僚豪绅，但并不是把整个地主阶级作为打击对象，相反，对一般地主则持争取的态度，向他们开放基层政权，吸收他们充当各级乡官。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浩大，鼓舞着贫苦农民自发展开反封建斗争，冲击着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太平天国的平均平等观念使农民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不少农民参军或担任乡官，更使地主富户感到农村政治权力的转移。地主分子受到打击和压抑，对太平天国政权深怀恐惧与仇恨心理。另一方面，一般地主分子无力反抗太平天国政权，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得不暂时臣服新的政权；有些人还钻进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被任命为乡官。尤其在新开辟的苏浙地区，乡官中地主分子为数极多，其基层政权的封建性也因此不断强化。这一趋势与太平天国上层政权封建化平行发展，交互感染，反映了天国后期政治演变的重要特征。
基于上述背景，太平天国政策也逐步右倾。经济上仍然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承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并适当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地主和自耕农因此得到实惠。政治上，也开始由前期支持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冲击，转变为争取、团结和保护地主的政策。天国政权试图化解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冲突，以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太平天国甚至认为，"天朝"与"伪朝""虽势殊时异，而礼法规模总如一辙"，①"伪朝官宰，自必精于吏治。"②因而，后期在乡官选拔与保举上出现若干变异：第一，大量任用地主、富人充任乡官。第二，不少旧政权的胥吏、经造、地保被保举为乡官，掌理各级基层政权。还有些地区未设乡官，太平天国则保留旧的行政机构，沿用旧官吏、甲长、胥吏等，继续执行基层政权的各项职能（如征收赋税等）。可见，太平天国后期，乡官成份和政治素质较之前期更加不纯与低劣。第三，前期充任乡官的多数是劳动人民，后期，地主分子与旧政权基层吏役不断增加，逐渐居于多数。有人对后期苏浙地区乡官成份进行了综合分析，列出121 名各级乡官，其中地主、士子、吏役达103 人，劳动者仅10 人，商人8 人。③数据证实了基层政权成份的根本变异。后期太平天国的乡官政权严重排斥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基本上被地主阶级及其爪牙所窃据。第四，后期乡官成份的质变引起其职能的重要蜕变。首先，保护地主，压制农民，不但经济上发给地主田凭，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收租，甚至设立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而且在政治上也对地主予以保护，前期，"殷实之家不能出头，日受困厄"，后期，太平天国竟责成农民"照常输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的抗租抗粮斗争。其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太平天国给基层政权规定的任务，主要是收取钱粮和各种捐税，承办诸种公差，地主乡官乘机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额外勒索，以肥私囊。复次，一些乡官胡作非为，割据一方，有的甚至暗中通敌，一俟时机成熟，即叛变降清。乡官政策与基层政权的蜕变，是太平大国后期政治平等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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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262。
② 《凌天安、周文嘉珍醒》，引自方之光《太平天国政权性质试探》，南京大学学报，1980 年第1 期。
③ 《太平天国学刊》第2 辑，页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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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变异
已经指出，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实施"照旧交粮纳税"的赋税政策，"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粮。"①为了使征收田赋有所依据，太平军每克一地，很注意征集旧时粮册。退而求其次，那些略能表明赋役情状的簿籍，如缙绅录、地方志之类，也在征集之列。安民之后，占领区便转入民事治理，编制户籍，簿填田产若干，注明业、佃，以备征收田赋。征收内容和手续与清朝旧制同，即兼收地丁银和漕米，一年分上忙、下忙两次定期征收。征收对象也是业主，即地主和自耕农。但因应时、地之宜，也间有向佃户征收的，即所谓"着佃启征"或"着佃征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