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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页643。
②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二），页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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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5-1846：反清革命思想的再次退潮
1843 年，洪秀全创教后即开始在家乡传教，但人们多不信从，真正"悉心皈服"的只有冯云山、洪仁玕等极少数人。而且，他们的传教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攻击，几乎使他在本村不能立足，于是他偕冯云山等到外地传教。他们先到广州传教，人们表示厌恶，又进入粤西北山地奔跑了十多个州县，结果只在清远感化了几个姓李的人敬拜上帝，此外一无所获，群众反应异常冷淡，以致同行的冯瑞嵩、冯瑞珍心灰意冷而返回花县。只有冯云山与他甘苦同心，继续西行，前往广西，来到贵县赐谷村，大力开展活动。但信教者还是寥寥无几，他们除吸收教徒百余名外，仍然打不开局面。其实，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宗教和革命基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和细致的群众工作，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能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洪秀全、冯云山等都是青年书生，与农民群众毕竟存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差距，而且缺乏宣传和组织经验，因而在广东州县传教效果不佳，到贵县赐谷村也只吸收百余名信徒，进展十分缓慢。洪、冯则领导教众展开激烈的宗教斗争，发起捣毁鬼神偶像的暴烈行动。此时，他们的宣传仅局限在崇拜上帝废弃倡像的宗教层面，也不注意选择对象，不讲究斗争策略，片面地反对一切偶像。以致捣毁了当地壮族人视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象征的六乌神像，赋诗斥责六乌神，又把当地男女和歌的民间风俗说成是蔑视道德、禽兽不如的行为。这种激烈的言行严重伤害了当地人的思想感情，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各愿偶像显灵杀死秀全"①，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贵县。他与冯云山不避艰辛，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传教活动，结果却到处受挫，未能收到速效。在一连串打击下，洪秀全终于困惑和失望，遂中止传教活动，返回花县。本来，他在1843 年重读《劝世良言》，找到了反清的精神武器，精神为之一振，声称："天命归予"，表示决心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凭着书生意气，以为有了精神武器，就可以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去改朝换代。但这只是他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一旦付诸行动，就立刻感到了反清实践的艰难。结果精神武器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反清意识除了几个亲近知心外，得不到有力的反响，显得软弱① 《太平大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0。参见刘真才：《略论拜上帝会在广西初创时期的斗争策略》，《广西日报》1963 年5 月15 日.又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 辑页91。无力。洪秀全感到无力推翻清朝，反清思想由于缺乏物质力量，只能在卷起一阵思想波澜后，被迫再度退潮。
1844 年冬，洪秀全回到花县，平静生活了二年，其活动除了"执教鞭"、写文章"发挥宗教真理"外，主要有拯救颓风和传教两项。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对于恶人，无论其如何富贵，则不能容忍。"他曾立木签九条以治恶人，在每一签上写明严治五罪：通奸犯淫、诱奸妇女、忏逆父母、偷窃赌博及游荡为恶。"阖村男女均敬而畏之，但深感其严厉过甚，人心难安耳。"他认为基督教之教理"过去忍耐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①主张用严厉惩治的手段"管镇邪恶"，这基本是个人的行正惩恶言行体现，并无发动群众捣毁偶像的激烈行为，也未宣传要用暴力手段改造邪恶之世。
此时，洪秀全坚持在家乡宣传拜上帝教义。就宣传方式与内容而言，与843-1844 年传教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变化：其一，第一次传教是他与封建传统思想矛盾发展的结果②，而这次返乡传教时，洪秀全仍在私塾执教，且两年生活很平静，未与族中父老及传统势力发生冲突。看来，他改变了激烈的宗教斗争方式，而与家乡传统势力达成某种妥协，才得以相安。其二，第一次传教的反清革命目的很明显，而这次传教，洪秀全说是"愿望多多人得上天堂，而叹惜人之下地狱，因是之故，我不得不向彼等宣讲真理。"③反清意图并不明显。其三，从传教重点看，洪秀全这次传教囿于家乡一地，并未广泛活动，对不信教者不是做耐心的说服、发动工作，而是采取"各走各路"④的态度。并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图谋。而第一次传教，重点不在宣讲教义，而在于组织群众，所以，他和冯云山每到一地，一旦发现群众不易发动组织，立即转移他方，寻找群众容易组织、发动的地方。其四，家乡传教效果似乎比广西传教更差。广西传教尽管失败，毕竟在贵县赐谷村一带发展了百余名信徒。而在家乡，亲戚、朋友、邻人对他的传教并不信从。后来金田团营时，他活动过的广西贵县赐谷村、龙山矿区有千人以上的信徒，而花县却没有前来团营的队伍。1852 年谷岭起义时，附近各地前来参加起义者不过二百人，这其中包括洪仁玕在清远吸纳的信徒五六十人，更有许多并未人教、因受清政府株连迫害而被迫参加起义的洪、冯族人及其他群众。看来，洪秀全在家乡传教没有取得进展，花县也没有成为拜上帝教的据点。因为当时广州民众痛恨外国侵略者，仇视洋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渊源颇深，违背传统信仰、习俗、礼仪，固而难以得到家乡群众的认同。况且，洪秀全以救世主自居，尤其是大病之后，性格变异较大，为人严峻厉色，不多与群众直接接触沟通，难以打开传教局面。上述变化表明，第二次传教并不象第一次传教那样带有明显的反清革命意图。这一时期，洪秀全集中不少精力潜心于拜上帝教理论和教义的阐发，撰写了三篇重要著作：《原道救世歌》、《百正歌》、①《原道醒世训》。现就这三篇著作的内容分析洪秀全当时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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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六）页862-864。
② 参见《洪秀全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 月版，页34
③ 《太平天国》（六）页864。
④ 《太平天国》（六）页863。
① 《百正歌》写作时间，《洪秀全来历》认为是1844 年，笔者考证应是1845 年。理由是：《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是18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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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大国刊刻出版时，把《百正歌》列于《原道救世歌》之后，而不是之前，说明前两篇文章，集中论述和宣扬"正"的道德观念。《百正歌》通篇颂扬"正"，鞭笞"不正"，强调"正"的重要性。《原道救世歌》则更为具体地提出"正"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宣传拜上帝，勿拜邪神，反对六不正和其他不正行为。从贯穿文章的思想不难看出，洪秀全所论"正"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拜上帝，二是遵守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原道醒世训》的中心思想在于一个"量"字。文章开头就说"量大为大人"，"量小为小人"；末尾又说"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文章先从正面阐明泰山成其高、河海就其深、王者成其德，"皆量为之也"，接着揭露"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根源在于"私心"、"量小"。对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唐虞三代之世表现出无限向往。并描绘了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认为只要大家"量宽"，"心好"，"各自相安"，可天下太平。这里，洪秀全遵循的是"量小--私心--不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量宽--心好--行正--天下太平"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过程，提出改变现实社会的方式是着力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人们在崇拜上帝后，就会把天下看作一个大家庭，这样，就能自觉体恤和帮助兄弟姐妹，消弭私心和不正言行，量宽行正，从而达到太平社会。这些文章内容与以前的反清诗作大有区别，我们看不到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倾向。①但是，这三篇著作也流露出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与抗议，闪烁着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火花。《原道救世歌》写道："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洪秀全指出，一切人都是上帝子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在上帝面前应当是平等的，并对君王垄断拜上帝的权利提出疑问，但他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反对封建等级制的高度。相反，洪秀全承认现实社会的贵贱贫富区别是合理的，他说："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
认为这是"天排"命定的，而且为这种现实辩护。这显然与"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平均平等思想颇有距离。在稍后写作的《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朴素平等平均思想有所阐发。但洪秀全达到平等平均太平社会的目标不是采取革命手段，而是要大家相亲相爱、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可见，平等平均还局限在劝善救世的阶段，并未逾出儒学大同思想范畴，也未上升到反清的理性高度。
有论者认为，《原道救世歌》提出了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前提，《原道醒世训》提出了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内容，《原道觉世训》指出了实现公平正直之世的手段，三篇文章都围绕公平正直之世这个中心问题分三个方面阐发，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论。我们承认，这三篇文章无疑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精神产物，因此不能表明洪秀全在1845-1846 年就存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三篇《原道》恰恰表明洪秀全思想的进一步演进和发展的逻辑过程。前两篇在1845-1846 年作于广东花县，后一篇是洪秀全在广州看了圣经，第二次入桂以后作干广西，①在这两个时段内，洪秀全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写作时间与《原道救世歌》同一时期或稍后；二文中心思想完全一致，"正"字贯穿二文始终；且二文儒家色彩较《原道醒世训》重，用典亦较《原道醒世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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