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心理素质上表现为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向往。农民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能从社会制度上认识受到剥削压迫的根源，而只是从感性认识出发，痛恨剥削者、压迫者，试图消灭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的社会现象。其对策简单和直观地归结为平均主义。洪秀全就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设计太平天国的人间天堂。这正是平均主义社会的典型样板，表达了农民的理想和追求。
洪秀全的思维模式还有以下特征：
其一，模仿型思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垄断了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封建儒学成为统治整个中国社会的官方意识，因而对农民也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洪秀全出身儒生，青少年时代就经受封建儒学教育，他在观察社会、确定政治体制和各项政策方针时，必然深受儒学思维方式的制约，从而出现模仿型的思维活动。如洪秀全一面批评历代皇帝，一面主张"尊周攘夷"，模仿周天子，自称"天王"、"真圣主"，宣扬王权天授，建立君主专制政体，推行一套封建礼制和各种封建政策。这一选择既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洪秀全模仿封建帝王思维活动的必然结果。而且，洪秀全还模仿《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甚至民间戏剧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实行了一些制度和规定。
其二，逆反型思维方式。由于农民阶级非常仇视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政策，试图提出自己的口号、纲领和政策，彻底消灭这种剥削和压迫。正因为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农民对现实社会制度产生强烈的反弹心理，从而导向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在各项政策上也体现出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逆反心理。如洪秀全在进军金陵途中，谓概免三年田赋、剥夺地主财物分散给穷人、轻徭薄赋，提出完整的平分土地的纲领，等。这些口号、政策集中表达了农民心理上长期积聚下来的不满和愤恨，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对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号召力最大，但往往在实践中难以坚持到底。在革命高潮过后，因其无法实现而使革命斗争低落。
其三，反身后求型思维方式，表现为尚古、信而好古，如洪秀全设计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向往三代大同之世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但这些往往不合时代潮流，甚至违背历史方向，带有落后性、反动性，难以实现。其四，力向前求型思维方式，如洪秀全要把宗教天国变为人世间的美好世界，它反映了农民向往未来美好生活，虽能 时激发农民革命热情，但因其过于超越时代，成为不可实现的空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行通，迟早会使人民失望。
这些简单、落后的思维方式，使思维主体的认识水平终究局限于事物的现象和以往的经验，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往往在现实中难以贯彻。当这种讯息通过现实反馈回来时，思维主体又往往别无新法而不得不同到现实。在找不到"开创新朝"的科学方法时，他只好"暂从凡间歪例"，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旧的封建王朝的新朝；在绝对平分土地的方案无法行通时，不得不转而承认现有的土地关系；当一切财产和产品归圣库公有的做法碰壁后，也不得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当废除小家庭建立天下一大家的大家庭的政策引得民怨沸腾时，他又不得不回到承认个体小家庭现实之中。
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落后的思维方式也使得洪秀全的思想水平始终未能超越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
第三章思想结构的主导层面──反清革命思想 一、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盛极一时的清帝国处于走向衰落的逆转时期。"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嘉道年间，由于人口暴涨，清廷统治贪残腐败，社会病变突发，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恶化，饥民、流民充斥全国，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固有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清斗争此伏彼起，清帝国潜伏着引发剧烈社会革命的各种客观因素。洪秀全出身农家，处在社会下层，深受社会危机的刺激和反清革命潜流的影响，从而逐步酝酿和生成自己的反抗意识。
具体考察，嘉道年间危机主要表征是：
（一）人口暴涨与社会病变的凸显清朝由盛而衰的原因复杂，就客观因素而言，人口暴涨当属首要。清初顺、康二朝，历经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积极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因而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农民逐渐安居乐业，小农经济再生产的机制有效发挥。人口稳定增长。康熙发布上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新增人口废除了历朝征收的人头税，从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741-1840 年，100 年间，中国人口从1.4 亿猛增至4.1 亿，净增长2 倍，其速度与规模空前。从此，中国人口一直高居不下，改变了历史上人口数目大起大落的格局。
人口暴涨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廷又愚昧茫然，毫无警觉和对策，问题丛集，遂成病变，嘉道年间日渐凸显，引发出综合性的社会危机。
首先是土地危机。中国是农业社会，标榜以农立国，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 养育中华儿女。农业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大，产量增长缓慢，而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低级层次。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得生计矣。"①乾隆时，人均土地4.25 亩，尚能维持人民温饱。嘉道时，遽降为2.19 亩，至咸丰初则为1.78 亩。①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受不断暴涨的人口压力。米价持续上扬，康熙时每石不足1000 文，嘉道时增长2 倍多，达3000 文，与人口增长同步上升。早在明朝中叶，闽广就缺粮饥荒，农民引种番薯，以弥补稻米生产不足。乾隆时，谕令各省广种番薯，接济民食。但是难以解决粮食日益匮缺的危机。
人口暴涨，土地资源紧张，地价猛增。官僚权贵、土地绅士和富商，普遍从事土地兼并，掠夺自耕农的小块土地。乾隆时，兼并形势已经严峻，"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②嘉道时情况更形恶化。有人撰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土地问题，指出：当时全国40-80％土地，集中为10-30％的官僚地主所有，而60-80％的人口没有土地。③广大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饥寒交迫，成为大群饥民流民，向偏远和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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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页270。
① 洪亮吉《洪北江文集·卷施阁文甲集》。
① 详见《清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