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体制和意识领域而言，洪仁玕的变革步伐显得沉滞。囿于现有政治和文化环境，他本人深崇儒学和对西方政治思想认知的局限，因而认同与接受了现行君主专制体制，主张参照西方法治经验，透过立法对现行体制进行内部规范和改造，以导向开明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看出拜上帝教的困境，试图实行宗教改革，使拜上帝教转向基督教化。同时，在伦理道德上又力持恢复和强化儒学观念，借以树立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在洪仁玕看来，基督教与儒学不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而是互补相成的。前者重在崇拜上帝，确立新的宗教信仰，破除封建的陈规陋习；后者突出政治和社会道德，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社会心理，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绅及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因此，洪仁玕无意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儒学文化，而是使它们与西方的若干做法及基督教对接融合，以建构太平天国的政治和文化。这里我们明显看出他的"中体西用"的结合模式。
在洪仁玕的著述中，我们看不出他在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上的明确见解。
但他在向洪秀全奏陈《资政新篇》的写作目的时，指出对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应当多作了解，以明了世界局势与潮流，而根据太平天国国情，由洪秀全审时度势摄取西法，变通采行，"以资国政"。可见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国政"，以利天国的生存和发展。从目的论考量，洪仁玕学习西方也带有浓烈的"西学为用"的倾向。从思想结构的层面组合考量，洪仁玕对西学的选择也是不均衡的。对洪秀全比较关注和敏感的政治和宗教文化领域，采中体西用的结合模式，同时这也是洪仁玕自身认知局限较大的层面。而对洪秀全既不熟悉也不甚关注的经济层面，则采彻底变换体用的尝试，完全按照西方经济体制和政策兴建中国近代化经济。洪仁玕对中西学结合的考量主要基于太平天国自身的利益，尤其是洪秀全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的变革方案必须根植于太平天国的现实国情和需求，而且必然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和检验，一旦方案与国情实际发生矛盾时，就会被弃置或修正。洪仁玕在1860年之后基本抛弃了近代变革的目标和构想，在他的思想结构中，西学层面急剧淡化，儒学遂成了基本层面，影响和规定着洪仁玕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史实表明，出于深重的忧患意识，洪仁玕认为变革旧制， 实施新政是太平天国振兴和发展唯一出路。其方法是引进和注入新兴的西学，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和制度。正如吟唎所说："《资政新篇》的政治经济从头到尾都是对于中国的各种重要观念的彻底革命。"①可是，洪仁玕毕竟是一位负有执政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久居书斋构思变革理论和方案的专业思想家。当他发现西学在太平天国土壤上难以开花结果时，就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抉择，回归到传统体制和思路，以忠贞、务实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批评洪仁玕具有儒生的软弱性和利禄心，未免过于苛求。其实，他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洪秀全的权威和太平天国的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挽救危难中的天国。晚期的洪仁玕仍然对自己的西学学识颇为自负，却对失败的变革保持沉默。他深知，中国要实现《资政新篇》所设计的近代化社会变革，绝非现行政治和人文环境所能接纳与承受，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到未来天国的复生。
洪仁玕执政后，其思想结构的表显层次显示中西文化结合之型态，但并没有固定的体用观念，而政治功利显然是其考量的基点，因而这种结合是不稳固的，也一定会随着政治功利的考量而变化，终于导致《资政新篇》的搁置与放弃。就思想结构的深层型态而言，洪仁玕的思路仍然未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力用"的政治功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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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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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思维型态及其运作
人们的思维活动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其内容深受时代环境、学识和经历、社会思潮和心理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人们的思维运作也必须在特定的思维型态中展开。举凡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会从复杂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生成具有共性的思维型态。
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规则和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显示社会性的思维活动特征。中国传统的思维型态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政经结构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而且不断强化和成型，形成颇为稳定的结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一般农民，在展开思维活动时，均须在传统的思维型态的框架内运作。洪仁玕尽管较多地接触西学，具有独特的学识和经历，但他毕竟是传统社会的杰出人物，其思维运作必然深受传统思维型态的规范和制约。这也是洪仁玕无力摆脱传统、迈向新时代的重要症结之一。
（一）政治伦理型的思维取向
从周朝延续下来的家族宗法制和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紧密结合，使中国成为政治伦理型思维生成和发展的肥壤沃土。二千余年来，尽管政治变迁，朝代沿革，这种政治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皇权日臻强化，透过儒学教化和科举制度，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各层面，渗透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心理，维护着家族宗法制和君主专制。
就思维取向考察，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甚至把自然现象人格化、伦理化，使一切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和泛政治化的倾向。自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开始，儒学就成为从属于皇权的官方显学。从此，儒学鼓吹皇权神授，凸显其神学化的趋向，阴阳五行和三纲五常揉杂沟通，"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被解释成王朝的封建秩序的体现，因而也凸显人格化，被赋予伦理道德的属性，儒学也由此呈现宗教化倾向。之后，历代王朝相继强化灌输，使儒学伦理的教条不断严密、周延和规范，并向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范畴扩展，形成"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哲学认知，归结为以人为中心的理论思维方向。虽然中国古代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改朝换代也屡见不鲜，但这一思维方向却并未受到冲击和摧毁，相反，它一直在持续运行，主导各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思维运作，使封建社会的政经结构在多次动荡之后得以重建和发展。
洪仁玕成长在农民战争烽火遍野的年代，同时又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
农民起义、拜上帝教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严重冲击着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洪仁玕追随洪秀全，成为这场批判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们还精心设计新世界的建设蓝图。但是，就思维运作而言，洪仁玕尽管学习和掌握若干西学资料，但却不能逾出传统的政治伦理思维型态，而是将新的资料塞入陈旧的思维框架，在择取和考量上加以附会扭曲，使其符合太平天国的政治伦理规范。建设蓝图也因此充满矛盾和难题，而且，在颇大程度上仅是这位思想家个人思维的产物，体现出政治化和理想化的思维取向。变革思维严重脱离现实，缺乏实践层次的可操作性，只能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瞬息一现的昙花。洪仁玕虽然对清廷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立场，却是从政治伦理角度去思维和论证的。在他的政治认知地图上，反清与忠君爱国并没有任何理念上的悖论。清朝被他定位为"胡虏"窃夺的异族政权，皇帝不过是"鞑妖"的首领，起义和推翻清廷完全是正义行动，与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功业同样伟大壮烈。这里，他的思维取向完全依循儒学的"夷夏之辨"，并没有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当然，反清的目的不是谋求推翻封建王朝，而是重建一个新的王朝，洪仁玕则是为新朝的忠臣贤相。
中国传统思维型态的重要特征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将本体论、认识论寓于政治伦理的论证之中，直接从社会人际关系的需求上把握客观世界，因此，人们的事实判断也往往体现在价值判断之中。就洪仁玕而言，虽然皈依基督教，接触西学，但始终恪守儒学的价值判断，把太平天国与洪秀全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在盱衡和评判是非得失时，则以忠君爱国为根本标准，却并不拘泥基督教义和西学的道理，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加以择取。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极力神化自己，并主张"斩邪留正"，用暴力推翻清廷，都与基督教义相悖。洪仁玕原来试图按基督教义矫正拜上帝教，但遭洪秀全拒绝，遂改变初衷，并带头神化洪秀全。当他觉察洪秀全任用兄长和庸臣，并剥夺他的权力时，也一味逆来顺受，始终忠贞不渝，鲜有怨言。从大量事实中，他明知洪秀全并非一贯正确的"真圣主"，却仍然奉若神明，容认甚至执行错误诏旨，对洪秀全晚年沉溺于神学迷信从未批评与匡正，而且对军政失误承担责任，安庆失守后竟被革爵削职，仍委曲求全，奔波各战场，为挽救危局竭尽心力。
在设计天国政经体制和新政方案时，洪仁玕的思维取向出现新的变异：一方面要维护和强化天王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试图改革现行体制，走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对洪秀全的皇权坚信矢忠，也对西方政经模式颇为心仪赞誉。就《资政新篇》体现的思维运作看来，洪仁玕把近代变革的期望寄托在洪秀全的认同和支持上。面对太平天国衰微和危机，洪秀全亟欲寻求起衰振竭的出路，首先必须制定克敌制胜、转危为安的方略。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清廷再次屈服，签订"天津条约"。这一事实对洪秀全、洪仁玕都颇具启迪意义，因而产生新的共识：参照西方经验与做法，推行全面革新，但革新必须维护与加强皇权。可是，他们的思维资料差异较大。洪秀全除了基督教之外，对西学的接触、学习和领悟才刚刚起步。洪仁玕告诉外国传教士：天王对近代新式器物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阅读一些西学材料，这无疑是洪仁玕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成果。至于洪仁玕的西学当然远远超出他的君主洪秀全。他不只限于反清战争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大国的未来建设和发展，考虑它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们对改革的考量和期许各不相同：洪秀全只图稳住局势、渡过难关；洪仁玕则谋求根本变革，不仅亟需挽救目前时局，而且放眼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样，对变革方案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也大有差别：洪秀全需要的是应急方略，对政经体制的重大变革则缺乏兴趣，更不愿使自己的皇权受到任何限制；洪仁玕深察太平天国的严重政经弊端，试图确立新的体制和权力运作规范，从根本上消除积弊，使政经运作导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正是基于深宏的思维考量，洪仁玕才撰成《资政新篇》，比较全面地规划了天国未来的变革和建设目标，使现行体制导向西方列强的政经模式，而以俄同为学习重点。洪秀全基本认同了这一设计。但《资政新篇》毕竟是长程的变革和建设方案，却不能因应目前的危局。因此，洪仁玕的思维带有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与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追求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目标、内涵各不相同，但理想型思维运作则是共同特征。
就理想社会的内涵而言，洪秀全与洪仁玕各有不同的参照模式，他们分别追求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洪秀全念念不忘儒家构想的大同世界，以小农经济和财产公有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洪仁玕则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虽然只是朦胧和粗浅的展望，但却主张以近代工商业和资本私有制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政新篇》集中体现了洪仁玕的这种向往，却很难得到洪秀全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支持。洪秀全认同和批准颁行《资政新篇》，并不表明他真正对近代资本主义具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其实，天王的社会理念仍然是儒学的救世救民的使命意识。不会从社会发展角度去考量《资政新篇》的社会性质，而是从富国强兵的政治角度批准颁行这部文献。我们不能因洪秀全的批准就引出他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即使是洪仁玕，对西方社会形态也缺乏深度的理解，只限于片段与感性的认知。同样，他也较少从社会发展角度考量西方"邦法"，主要出自忠诚天王、振兴天国的政治理念。因此，洪氏兄弟西学素养深浅颇异，但考量引进西学、变革社会的方案时，都显示政治伦理型的思维运作特征，呈现出同一的思维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