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对洪仁玕思想结构中儒学层面的具体剖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恪守儒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把忠君爱国作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目的指南,而且以洪秀全为效忠对象,以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铺写出忠君爱国的历史篇章。他追随洪秀全反清,既出于对洪秀全的崇拜,又深受"夷夏之辨"狭隘民族观的导向。虽然,他在对外关系上有某些近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但对清朝却始终没有跳出儒学民族观的窠臼。与洪秀全相比,他的民本意识、平等平均观念较为淡薄,在其反清目的上,更具"排满兴汉"的民族观念。在建构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时,洪仁玕以传统政治体制为模式,极力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而且身体力行,堪称忠君楷模。在意识形态领域,洪仁玕也仿效洪秀全,沿袭儒学政治教化的传统,以拜上帝教为武器,展开广泛持久的宣传和教化运动,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目标呐喊造势。其动机则归结为强化洪秀全的神权地位,服务于天王专制的政治目的。可见,忠君爱国的政治功利驱动着洪仁玕选择政治道路,在权力斗争中确定立场,制定政策,发动宣传和教化运动,维护和巩固天王的绝对权威,而这些活动又都是以儒学的相关理论和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认知导向。
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另一大层面,是西学的浸润和影响而生成的近代化意识。其渊源于时代的变迁和他的独特经历。如果说洪秀全从西方学到了基督教,洪仁玕接触的西学范围则要比族兄广博得多。在香港数年的流寓生涯,使他感知到资本主义的文明。总理朝政后,他一度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思考和借鉴透过《资政新篇》表达出来,建议洪秀全顺乎潮流,因时制宜,因势变通,改变中国落后的政经状况,建成近代化的富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