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透过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历代封建王朝服务。儒家把家庭的宗法和伦理原则向社会扩张，建构了社会性的人伦纲常关系，所谓"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人们必须以此来认知和评判世界，并作为自己社会实践的基本导向，以规范与模塑人们的情感、愿欲和理念，从而形成中国民族性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道德至上的文化对儒生影响更为深刻。儒生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两个层面：社会道德化和自身道德化。他们不仅要具有渊博的学识，"通古今，决否然"，而且更要具有一种"仁以为己任"的"明道救世"的使命意识。
正如理学先驱张载所称：儒生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因此，儒生的社会职责十分重大，必须按照儒学的道统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成为他们立身和处世的基本信条。
于是，在道统的大前提下，自身和社会的道德化相互沟通。"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遵循亘久不变的道统，也体现了儒生追求的发展方向。在理学家看来，道统就是"天理"，具体而言，就是封建王朝（被美化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是封建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这是第一位的，它高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明天理，灭人欲"则成为理学的中心命题。固此，儒生从自身修养到入仕参政都要压抑、克制、甚至消弭自己的私欲，一心实践忠君爱国的天理。这是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人伦纲常则是天理的实践规范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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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载《语录》。
②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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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儒学这一套说教并不能使知识分子排斥和消弭客观存在的私欲，相反，儒生们正是在明道救世、忠君爱国的名义下，迸发出强烈的功名和统治意识。他们把入仕参政作为毕生奋斗的目的诉求，科举制度则把这一诉求公开化、合理化和程序化。于是追求功名利禄，跻身统治阶级，被理学家和朝廷宣传为实现道统、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途径。知识分子官僚化和政治化倾向，道统与政治的结合，更凸显出儒学的政治文化特征。朝廷、官僚、儒生、儒学遂因此相互沟通，"道统"、"天理"的政治实质昭然若揭，透过这种沟通既维持着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使儒学和儒生依附于封建社会，得以传承和延续。即使王朝不断更迭，封建社会秩序和文化却不断强化，显示出持久和稳定的生命力。
作为儒生的洪秀全、洪仁玕当然不能不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即使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或某些政经知识，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儒学价值取向的认同和运用，人伦纲常仍然透过宗教或世俗的语言构成他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就洪仁玕而言，忠君爱国意识则成为主导自己政治思维和活动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洪秀全和洪仁玕是栖身社会底层的儒生。在深重灾难与危机的时代，他们是社会危机后果的直接承担者，生活艰难，毫无权势和背景，当然无法在政治上与上层社会的富家公子作机会均等的竞争。他们自幼就分担家庭和社会的忧患及责任，步入社会后，就竭力为前途拼搏奋斗。由于历经艰苦生活磨炼，心理成熟较早，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奋斗与抗争意识。这种意识驱使他们刻苦攻读，多次进入场屋角逐。目的在于变革现状，跻身上层社会，改变自身与家庭的贫贱地位。可是，科举屡挫，入仕无望。而且，他们原来就与清朝政权缺乏社会联系，对腐败的满族朝廷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当科场竞争绝望后，就萌生不满情绪和叛逆心态，从而走上反清和反抗现实社会的革命道路。他们出身儒生，与一般贫苦农民起事造反虽然具有共同的反封建的阶级愿望，但是，他们更具理性的特质。反抗和推翻朝廷是根本违背忠君爱国的政治取向的，不啻要背叛儒学。于是，洪秀全与洪仁玕在政治理念上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儒学的教化生成的理念积淀使他们终生无法摆脱，他们必须按照儒学提供的人伦纲常规范自身和太平天国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亟欲摆脱儒学的某些设限，对反清革命和新社会的蓝图作出合理和权威性的理论诠释，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
二、忠君爱国的楷模
透过洪仁玕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儒学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中，忠君爱国政治理念为其核心部分。
洪仁玕曾参与早期拜上帝教活动，一度追随洪秀全撤除私塾中的孔子牌位，但并不排斥他继续攻读儒学经典，屡赴考场拼搏，可见他并未与儒学决裂。其实，洪秀全自命"真命天子"，就是儒学观念中皇权意识膨胀的产物，既然贵为天子，就得规范朝廷和社会，因此，洪秀全早在1837 年升天受命时，就发出"福音"："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把三纲作为人伦规范保存下来，建构新朝的社会秩序。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撰写《百正歌》与三篇《原道??》，三纲五常被完整载入这些著作，作为拜上帝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建国后，洪秀全完全按照传统王朝模式开创了新朝，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忠君爱国、扶主打江山成为天国臣民最高政治信条。
洪仁玕虽然多年寓居香港，攻读两学，研讨基督教义，但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并未改变，并且始终强烈存在，从而成为他屡次图谋抛开香港的平静生活，奔赴天京的内在驱动力。洪仁玕曾告诫读书士子应该从儒学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为此，批评那些误入迷途的儒生说：（这些）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悌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字祀诸贤。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功名念切。
①可见，他要士入学习和遵循儒学的人伦纲常，但不可崇拜偶像，当然也真实表明自身的价值取向。当他被洪秀全超擢总理朝政后，立即把克尽"臣纲"作为神圣使命："主正臣乃直，君明臣自良，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②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因此发挥极致，直到被俘，他决心效法文天祥，从而成为太平天国忠君爱国的典范与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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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页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