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 ”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 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 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 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 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