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农民,是地档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 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 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 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 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 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 早知 今日… ”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 何必当初… ”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 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 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 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 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 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 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档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 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 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 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 《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 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 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 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 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 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 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 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 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 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 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 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 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 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 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 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 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 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 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 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 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 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 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 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 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 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 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 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 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 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 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 ”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