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 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 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 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 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 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 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 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 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 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 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 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 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 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 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 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 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 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 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 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 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 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 《天鹅湖》中的片段— “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 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 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 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 间，他们笑着，闹着… 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