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 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 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 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 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 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 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 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 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 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 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 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 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