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当
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是否正确，是直接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科学史上，由于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适当而造成科学蒙难的情况是多种多样 的，其中三种情况较为突出。
其一是闭关自守。中国明代末年的医学家吴又可，为了解决广泛流行的瘟病， 立足实践，正视现实，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病原说--戾气说，写出了 《瘟疫论》一书，从病因、发病、传染过程和治疗原则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 述。从此，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区分，为中医学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由于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得中医学界不了解随着文艺复兴蓬 勃发展起来的西医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天于瘟病的研究成果，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吴 又可提出的病原说、特效药的主张，结果这一先进思想被不声不响地埋没下来，使 中医学关于瘟病的研究迟了三百余年。
其二是行政命令。这方面教训最为深刻的就是苏联对相对论、控制论和共振论 等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已超出了学术讨论、争鸣的范围，是从行政上下命令进行 攻击和围剿的，严重地阻碍了这些理论在苏联的传播、研究和发展。
其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1952年，日本化学家福 井谦一等三人在美国《化学物理》上发表了《芳香烃化学反应活性的分子轨道理论》 一文，创立了分子前线轨道理论。尔后的几年中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应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和方法计算电子密度和描绘能级图，把简单分子轨道理论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在不使用大型计算机做复杂的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能较好地推测和 解释一些化学反应的结果。然而，由于日本当时只注重技术及其应用，忽视基础理 论的研究，提倡模仿，忽视创造，因此，福井谦一的创造性发现在国内得不到发表 的机会，更谈不上受重视了；在国外发表以后，日本人仍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直到三十年后的1981年，福井谦一的理论才得到国内、外的公认，他才因此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
（七）错误哲学思想的障碍
有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深受哲学高潮的影响，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常 常是科学的先导。这从正面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相反，错误的哲学 思想往往是科学前进的一种障碍，也是造成科学蒙难的一个因素，它从反面说明了 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举例言之，宗教神学是整个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潮，它对自 然科学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那时，数学成了数的神秘论，天文学成了妖法和占星 术，物理学成了神奇的魔术，化学成了炼金术，……一切科学都披上了唯心主义的 神秘外衣。正是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许多著名科学家走上了歧途。法国数学家巴 斯卡，创立了数学归纳法，发现了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提出了射影几何的一个 基本原理，并由此做出了四百多个推论，而与费尔玛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等。 然而，由于受宗教神学的影响，他从童年起就想把宗教信仰与数学的理性主义调合 起来。宗教神学逐渐主宰了他的一切，使得他不仅对数学逐渐厌烦起来。而且像个 苦行僧似的，把一条有尖刺的腰带来刺肉体。正当他年富力强，在科学上完全能够 继续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却放弃了科学研究，热衷于神学。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折 磨，他不满39岁就离开也人世。印度著名数学家拉马努真是一个虔诚的婆罗门教徒。 婆罗门教的素食主义使他在苦行中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婆罗门教的教规 使他不愿远离家乡，所以未能得到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33岁时就结束了一生。 中国自隋唐以来，佛教和道教盛行，使著名天文学家一行的大衍历也带有不少神秘 特点，如采用象数占巫和阴阳语言等。
17、18世纪延续下来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对科学发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康 德于1755年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但是由于科学界严重地受着形而上 学自然观的束缚，使这一学说整整40年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出版康德这一著作的出 版商也遭到破产。
在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同样也使许多科学发现受到了阻碍和限制。 1827年，德国物理学家欧姆，通过实验发现了“欧姆定律”，并发表在《数学推导 的伽伐尼电路》一书中。但是，这一发现却遭到了物理学家、唯心主义者鲍尔等人 的攻击和诬蔑，致使它十几年后才得到公认和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