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科学界对基因和代谢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一点来说，在1909年，并非 只有加罗德一人认识到了。 其他科学家，如O．里德尔（Oscar Riddle）也曾认识 到这一点。然而作为一种超时代发现，加罗德的研究只能引起少数人的共鸣，在少 数人那里找到知音。正如A．H．米哈依诺夫等人指出的那样，“‘超进代’的发现 是由个别人完成的，并且是供个别人利用而不是供社会利用的”。因此，尽管加罗 德作过演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甚至出版过单行本，但科学界对于他所提供的 这些科学信息并不能接受，颇有点“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窘况。通过信道传递的每 一信息并非对每个人都有价值；对他们有价值的，只是他们实际上领会了的那一部 分。
最后，加罗德的研究所以无人问津，也和他使用的研究材料以及当时的实验水 平有关。
加罗德是以人作为研究材料的。这样，就造成了如艾伦所说的那种结果：“或 许正是因为加罗德以人体实验材料（实验证据难以得到）研究疾病而降低了他的影 响。看来当时没有别的合适的有机体能够有效地用于对代谢的基因障碍进行更广泛、 更严密的研究”。
再者，由于当时的实验水平较低，加罗德认为已有实验证据的结论，别人无法 进行重复。例如上面提到的1914年他说的已经找到的证据，当时就没能被其他更多 的人证实；只是到了1958年，人们才清楚地测定出，在一个患者体内，至少在肝组 织里，尿黑酸氧化酶是完全缺乏的。
总之，由于这些社会的、认识论的和科学本身的等诸方面的综合作用，致使加 罗德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三十多年的冷遇。
然而，只要是真理，迟早总要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而真理的发现者，也 总要随之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尊敬，他们所开辟的新的科学领域，终要吸引更多 的人们去献身。自从30年代中期重新发现加罗德的论文以来，新发现的遗传疾病的 种类与日俱增，估计在3000种以上。与此同时，由于传染病已经基本消灭或受到控 制，以及营养不良或其它环境条件引起的疾病的相对和绝对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显得突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工作者和生物学工作者对遗传疾 病问题变得十分关心和重视，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加罗德当年开创的研究方法， 已成为后来者的精神武器。加罗德当年开辟的道路，在后来者的努力下，正在被加 宽、被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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