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黯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
“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儿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也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路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
“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