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部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子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剽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留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她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