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我马上去。”
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
“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
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栽在松软的床上。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睥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痂，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
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每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
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７０多针。
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清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我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
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