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啊？‘二锅头’，干吗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５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白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抬，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
“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