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揭；这一段记载，遵依《伦敦彼难记》说词，更为义不容辞之责任。然而其所主编之《国
父年谱》中竟出现揉合两说的怪特现象，而又自作聪明擅加“盖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一语
以为揉合的媒介。但这一语句不仅不见子孙先生之《伦敦被难记》（吴宗濂《随軺笔记》有
孙与宋芝田对话，但《国父年谱》注脚未著录，故今不采）．并且与《伦敦彼难记》原文精
神完全背道而驰，更出乎一般情理之外）这一“揉合”真是匪夷所恩。中国现代史——中华
民国史的研究成绩迄不显著，这些自诩“成名之作”具有“劣市驱逐良市”的作用，实在是
主要原因，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国民党御用文人罗刚写《罗编国父年谱纠谬》．根据吴相湘说，又杠上开花曰：“本条
记事，在纲文虽书被‘诱禁’，但在目文中则言国父系自投罗网。如云：‘先生遂入晤邓廷
铿，自言为陈载之，晤谈甚惬，相约次日再来。……是日上午，先生果至，……迨既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