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铿……相约次日再来……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这是很明白地指
出：孙先生曾两次进入清使馆，并且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被诱拐”！这不仅与上述英国档案纪录完全不符（上文曾指明：英政府于此曾
特别注意审慎，有事实根据判定为“诱拐、后才采取干涉行动），也与孙先生早经发表的
《伦敦被难记》背道而驰。——然而罗家伦编《国父年谱》注脚竟指明是根据孙先生《伦敦
被难记》及罗著《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所引清使馆密档。
就是说国父年谱这一段记载是揉合孙先生和清吏两方完全对立的说词而成的。
任何一具备史学训练粗浅知识的人都知道：处理两种对立立场的说词，应尽可能寻找旁
证来判断是非；万不得已，无第三方面资料可据则唯有存疑；绝对不能揉合两方对立见解而
成“中庸之道”。尤其是这一事例，英政府既采取干涉态度，清吏之诡辩不足采信，已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