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记录着孔子的这样一段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君主如果实行仁政德治，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一样，受到人民的拥戴。
孔子又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①泰伯让位于其弟王季，孔子赞为"至德"。因为.统治集团内部都能像泰伯那样礼让，自然就能团结一致，决不致于演成互相残杀的局面。
孔子一贯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薄税赋、厚施予、企图使封建社会各色人等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些都属于"为政以德"的内容。
2.克己复礼在孔子看来，统治者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要实行仁政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恪守周礼，不能越轨。当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违礼行为，孔子严加斥责。克己是复礼的前提，不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偕越，就无法恢复到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局面。"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阶级说的，即要求统治阶级提高遵周礼、行仁政的道德自觉性。孔子和先秦儒家这种对统治阶级"上说"的传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上说"与"下教"结合，使得儒生士大夫阶层在长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中一直能够起到某种缓冲和调节作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特色。
3.齐之以礼如果说"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的"上说"，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主要是对庶民阶层的"下教"。孔子反对传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①。孔子还指出前者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后者则是"有耻且格"②。把"德"、"礼"与"政"、"刑"明确地对立起来，指出两种作法会导致两种结果，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一个大的创见。只强调政、刑，单纯地把庶民置于残暴奴役之下，必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强调"德"、"礼"，这是孔子仁政思想的具体展开，即承认庶民也和贵族一祥，是能够"知耻"①《论语·泰伯》。
①《论语·为政》。
②《论语·为政》。
的人，只要统治者以自身的德行去"示范"，被统治者就会像草随风倒一样跟上来。而"齐之以礼"则是使庶民产生羞耻之心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作法，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品的"礼"推广到群众之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规范之中，以道德礼仪上的平等冲淡和掩饰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后《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观点即渊源于此。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也就是使被统治者从单纯"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变强制性的约束力内在的心理自觉，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统治方法。"齐之以礼"也就是礼下庶人，从表面上讲、似乎提高了庶人的地位，使得他们有享受礼的资格，实质上却是在被统治者的脖子上增加了一副道德枷锁，把被统治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交给统治阶级支配，最终成为统治者驱使奴役的牛马。可见，孔子"德"、"礼"结合的"仁政"，虽然比"暴政"对被统治者有利得多，但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十分精巧的对庶民进行"攻心"的方术，为森严的等级秩序裹上一层带有浓厚民族伦理色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这当然是孔子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三）明"夷狄"、"诸夏"之别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第六争政治思想·255·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在这方面的言论虽不甚多：但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力深远，所以有予论述的必要。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巨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秦国僻处西方，与戎狄杂处，代表宗法传统的周礼的影响很弱（战国未年，荀卿西人秦发现"秦无儒"就是证明），也很少参加诸侯的会盟，"诸夏"各国对秦也就以"戎狄视之"。又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也被"诸夏"各国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成周（今洛阳）是周天子的"王"，可是附近就有伊滩之戎，陆浑之戎。又如卫国为康叔之后，地处殷之故都，本为周初分封时的诸侯大国。但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悟越违礼颇为了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十分称许的，并且特别指出它在"夷狄"与"诸夏"斗争中的意义，悦："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孔子觉察和意识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地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在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比起第一位的"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从未中断，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著名的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②。意思是说，当时"夷狄"虽然"有君"，却并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讽"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八佾》。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其历史作用也有二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从消极方面看，也总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对内实行民族歧视，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闭关锁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僵化保守，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需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而不宜作笼统一般评论的。
（四）举贤才
孔子认为，自古以来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君主，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举用贤才。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①这是说，政是依赖人去推行的，贤人在位就会有好的政治，否则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因此，孔子弟子、做季氏家臣的仲弓问如何为政时，孔子便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②他去看望做武城宰的子游，劈头便问："你发现人才了吗？"（"女得人焉尔乎？"③）
孔子弟子子贡谈到贤才的时候，说过如下的话："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④可知贤才必须在大的原则上掌握文、武之道，而孔子心目中的文、武之道，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仁与礼相结合的儒者之道。孔子强调君子应该既有仁德，又知礼义，能够从政的贤才当然也应该是这样。孔子强调贤才必须德才兼备又要以德为主。《说苑·尊·258·孔子评传贤》记载了孔子如下一段话："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这一段话很好地阐发了重德的思想。
但是，孔子与后世那些认为有德即有了一切，不必培养才能的儒者不同，他主张贤者必须有才。他说"君子不器"①，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在教学活动中，除了以仁、礼熏陶弟子并以文献资料充实其知识之外，还教他们处理政务、管理赋税、主持典礼、接待宾客等，使他的许多弟子成为干练的贤才。他重视全才，但对人（即使是贤才）并不求全责备，主张充分发挥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特长。
孔子举贤才思想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冲破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禁锢，从贵族之外的各等级中选拔贤才，给贵族政治注入新鲜血液，使之恢复生机。因此孔子认为，用人应看他本人是不是德才兼备的贤才，而不是看他出身的尊卑贵贱。他在谈论仲弓时说："犁牛之子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②仲弓出身贫贱，但很有才干，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官呢？孔子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耕牛是低贱的，祭祀用的牛是高贵的，耕牛不可用于祭祀。但是孔子说耕牛的儿子，生着赤色的毛、周正的角，虽然不想用它来祭祀，但山川之神是绝不会拒绝它的。这就是说，起作用的是牛本身确实具有"且角"的条件，是否"犁牛之子"则无关紧要。因此，仲弓的出身当然不应该影响他的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