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春秋繁露·玉英》辞"或"婉辞"实际上都是一种变词，因而也是与常辞相对应的。据《春秋繁露》的揭示，《春秋》所用诡辞很多，且很复杂，下面就试举几例，以资说明。
董仲舒所揭示《春秋》的"诡辞"，最突出的是齐灭纪这件事。这件事说来也很简单：齐襄公为复九世祖之仇，下决心要灭掉纪国。纪侯知自己无力抵御，就派弟弟纪季到齐国去献部地，请求立宗庙，以使先君有所依归，并说："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①于是率一国之众，拼死卫国，"上下同心，而俱死之"。事情就是这样。然而，《春秋》"经"却不是照此如实记载的，而是在庄公三年载："秋，纪季以鄙人于齐。"庄公四年又载："纪侯大去其国"。为何这样记载呢？照仲舒所说："此皆诡辞，不可不察。"②它是如何"诡"的呢？董仲舒明确说："《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③此"经"何所避，又讳其谁呢，以纪季献酅地来说，其实本乃受命于君，而现在却完全委过于纪季。这显然就避免了纪侯的责任。按照公羊传的说法，之所以将献酅地托于纪季，乃是因纪季贤。何贤？"服罪也"。服罪后又如何？请立宗庙，"以存姑姊妹"。董仲舒对此另有一解。按照《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公子无去国之义"，"君子不避外难"。纪季则"犯此三者"，为什么又说他贤呢？董仲舒认为，上述三者都是贤者所不为的，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④。既然是纪季弗为，那就是"纪侯使之"的了，这就"可知矣"。可见，之书纪季，乃是一种诡辞。为什么这里要用"诡辞"，而不书"纪侯使之"呢？
这是因为"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所贵者何？纪侯自知无力抵抗齐国的复仇，仍要拼死抵抗，表现了"国灭君死"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是《春秋》所赞扬的。故此托于纪季以"诡其服罪之辞"。庄公四年的"纪侯大去其国"也是一种诡辞，而且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诡辞。一方面它表现了《春秋》的"贤死义，且得众心"，故为纪侯"讳灭"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为齐侯灭纪国讳。因为灭纪国者乃齐襄公。而齐襄公灭纪国乃出于为远祖复仇之心。《春秋》贵为国复仇者，这是《春秋公羊传》所已说明了的。
董仲舒认为，像上面为齐灭纪之"诡其实"、"易其名"以有避讳的诡辞，在《春秋》之中是很多的。如董仲舒说："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①这里说了四件事：第一，是说晋文公霸天下之时，曾两次召见周天子。《春秋》对这种不尊重周天子的行为非常贱之，所以鲁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即是以天王在河阳狩猎，而讳晋文之"致"天子。第二，是说鲁隐公与莒子盟，不称莒子而称"莒人"，此乃为避隐公行微不肖。原来诸侯均不肯与隐公盟，隐却反从莒子盟，此处称"莒人"，就在于不疑从公之盟。第三是说闵公元年载："冬，齐仲孙来"之事。据《传》所说，齐本无仲孙，其书"齐仲孙"实指"公子庆父"。称庆父为"齐仲孙"，是为了系之于齐，"外之也"。何以"外之"？《春秋》常为尊者讳，为亲① 《春秋繁露·玉英》。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③ 《春秋繁露·玉英》。
④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玉英》。
者讳，为贤者讳。公子庆父乃庄公庶兄。书"齐仲孙"显系为亲者讳。为什么讳？讳其弑二君之大恶也。第四，变盛为成，是说庄公八年"经"所载："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其所书之"成"即"盛"。"盛"之易"成"，因鲁、盛为同姓。《春秋》"讳灭同姓"，"盛"之易"成"即为此讳。下文所书"降于齐师"，不书"降于鲁师"，也是为了"讳灭同姓"。在《精华》篇董仲舒还讲到一个晋"里克杀奚齐"的避正辞而称"君之子"的诡辞。这里又是为何用诡辞呢？董仲舒说："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原来在《春秋》中有一个规则，就是继位之君不到一年，只能称"子"，不得称国君，这是"正辞"或常辞。这里，晋里克杀奚齐却称"杀其君之子"，这显然是避正辞的诡辞。之所以用诡辞，只因施此计谋的人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儿子可以得到王位，没有顾及有此严重后果，以至一计连杀了三位国君，致使国人都为之感到无比痛心。可见，这里所用诡辞，既不是为尊者讳，也不是为亲者讳或为贤者讳，完全是为了表示对这种不顾后果而造成的悲残结局表示谴责之意。
在《春秋》的诡辞之中，董仲舒把其中专门表示隐晦批评之意的区分出来，他称之为微辞或温辞。为什么要用微辞或温辞呢？《春秋》有所谓"见三世"、"闻四世"、"传闻五世"的说法。"见三世"为哀、定、昭，计六十一年；"闻四世"为襄、成、宣、文，计八十五年；"传闻五世"为僖、闵、庄、桓、隐，计九十六年。董仲舒认为，微辞或温辞，是专门用于对见三世的隐晦批评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董仲舒所说，孔子作《春秋》"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大小，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①因此，"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者亦然，于贤者亦然。"②就是说，凡是违背王道的，对内可以讳，但不能隐。这对于尊者、贤者都不能例外。但是，儒家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则，这就是："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言逾谨矣。此定、哀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③这是说，《春秋》讲义，但不毁谤或讥讽君王，用智谋不能危及自身。所以历史逾近，用辞逾谨。君主采纳了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不采纳也不至于危及自身。这就是《春秋》之道。所以在定、哀之世，要用"微辞"或"温辞"。举例来说，董仲舒认为，"逐季氏而言又雩"，就是微辞。这是发生在昭公二十五年的事。昭二十五年"经"书："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解释说："又零者何？
又零者非零也，聚众以逐季氏也。""见三世"者乃当世也。当世的君主有着无限的权威，所以书当世如不谨，就可能招至危及自身的大祸，这是儒家所不取的。而用微辞或温辞，既隐晦地批评了君王违背礼义、王道的错误，又可保护自身免遭其害。这就是用"微辞"的妙处。很明显，董仲舒在这里所说微辞或温辞，仅仅是诡辞或婉辞中的一个类型，因为与诡辞不是等义的或同义的。周桂钿同志在考察微辞的意义上作了大量工作，有开拓之功，但说微辞与诡辞"大致同义"，似有再斟酌的必要。
① 《春秋繁露·王道》。
②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③ 《春秋繁露·楚庄王》。
除了上述的辞指关系，董仲舒认为《春秋》还有一种"非精心达思者"不能知其指的辞指关系，即所谓"辞不能及，皆在于指"①者。就是说有些指是文辞直接表达不了的，其指在文辞之外。其具体表现有二，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二是"诛意不诛辞"。前者最突出地表现于对战争的看法。有人问："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②董仲舒认为，《春秋》之记结盟之事，"大者主小"，而书战伐，"后者主先"。即是说，被攻伐者要书之于先，而发动战争者则书之于后。这种先后的表述方式，便表现了《春秋》作者的恶战伐，如董仲舒说："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③如庄公二十八年"经"载："春王正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此次战争由齐国发动，卫人是应战者，但却书为"卫人及齐人战"；即卫书先，齐书后，由此表明了孔子的恶战伐。又如僖公三十三年，本来是秦人千里袭郑而灭滑，但"经"未书，只书有"晋人及姜戎败秦于郩"。这里就表明了秦为战争的发动者，而且是乘晋文公的丧期偷袭晋的盟国。晋是居丧应战，故晋为后者，主先。再则，文公二年"经"载："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这次战争又是秦为了报郩之役而发动的，所以这里仍是书晋侯于先，而书秦师于后。董仲舒显然是在总结了《春秋》书写战争的上述规律，从而悟出了《春秋》无恶战伐之辞，但却有恶战伐的思想。此即《春秋》作者恶战伐的表现之一。其二，董仲舒还认为，《春秋》有一条法则，叫做"凶年不修旧"④。意思是，灾荒之年不搞耗费人民财力、物力的土木维修工程，表示不加重人民的负担。由此董仲舒引发了一番议论："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①这是说，战争是杀人的，比之苦民、伤民更甚，当然就是《春秋》所更恶之的了。所以董仲舒说："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②。上述的两个方面显然都表明了《春秋》的恶战伐，但却都没有恶战伐之辞。
可是，《春秋》之书战代，历来就有"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的说法，为什么又说："《春秋》无义战而尽恶之"呢？董仲舒又说出了两条理由。其一，《春秋》记灾异，"虽亩有数茎"，但仍说是"无麦苗也"。书战伐与此一样，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其中有一、二复仇者，与"亩有数茎"麦苗相同，"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③。其二，关于《春秋》"善偏战"之说，实际上是善其偏，而不善其战。因而偏战，即双方排开阵式、各占一偏的堂堂正正之战，比之诈战，即利用权谋的偷袭之战，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这里显然是"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可以看到，这同前面所说恶战伐而无恶战伐之辞一样，也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④"诛意不诛辞"，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有相似之处，只是"诛意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竹林》。
① 《春秋繁露·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