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上述的变辞很多，这里再以"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③的故事作一说明。此事发生在鲁宣公十五年，楚师围宋，只有七日之粮，如不胜则将归去。于是遣司马子反乘着上城的用具窥视宋城中的情况，恰值宋华元出城，二人相见，子反间其国如何，华元告以疲惫不堪，易子而食，并说见他是君子才以实相告。子反亦告之"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④。说罢各自归去。子反告知楚王宋城的实情，楚庄王非常高兴，决定取宋然后回师。但子反又告知楚王，他已把楚军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也告诉了对方，并"请归尔"。楚庄王无奈，只好归楚。对这件事，董仲舒以为按照常辞，这叫"内专政"、"外擅名"。而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这是《春秋》所讥贬的行为。可是《春秋》对子反的行为却"大之"。董仲舒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个变辞的正确。
首先，《春秋》对于"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①。司马子反此举，正是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故大之"②。其次，对此还有一种常辞，叫做"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现在，子反身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又不告知楚王即自作主张与宋平，则是政在大夫，且夺君之尊，照此亦不应"大之"，而《春秋》大之，似与理不合。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③这就是说，上述的说法都是常辞，而未见此乃情况有变，不得已而为之，"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④因此，遇有此种情况，就不能囿于常辞了，所以他接着说"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⑤对司马子反之行亦应如是观。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意想不到竟至如此，"是以心骇且动而违常礼"。取此一美而大之，当然就是合理的。再从仁与礼、质与丈的关系来说，董仲舒认为，"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⑥。这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仁是重于礼或高于礼的；文，则是在有质而后使之成体者。通常所说"当仁不让"，就是这个道理。也正是基于此，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竹林》。
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竹林》。
④ 《春秋繁露·竹林》。
⑤ 《春秋繁露·竹林》。
⑥ 《春秋繁露·竹林》。对这段话的原文断句为："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这样就不是礼与仁，文与质相对了，恐无解。故我重新点过，似这样才解得通。
董仲舒认为："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①。在总结以上三层意思的基础上，董仲舒指出："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义，则几可偷矣。"②由此即表明，常辞用于常义，变辞用于变义，两者并不互相否定，因此不可以平常之义来怀疑变辞所包含的大义。
董仲舒在《玉杯》篇中还列举了一个"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作《春秋》之常辞"的故事。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己达人道之极者。因此，当君被弑后，对腻君之贼进行了讨伐，那么《春秋》就会对讨贼之行予以肯定，肯定的方式就是"善而书其诛"；否则，则君不书葬，贼不复见。这就是《春秋》之常辞。可是在赵盾拭君四年之后的鲁宣公六年，《春秋》"经"中又复见赵盾，这又是何故呢？董仲舒认为，这就是《春秋》的非常辞了。为什么要用变辞呢？据《春秋公羊传》说，主要原因就在于"视弑君者赵穿"，非赵盾。既如此，那又为什么把"弑君"的罪名加于赵盾呢？公羊传说："不讨贼也。"此说源于晋史："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③董仲舒亦补充说："臣宜为君讨贼，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④可是既说赵盾弑君，那又为何"别牍复见"呢？董仲舒认为，书其弑君，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己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①。其原因就在于"《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②。而"按盾辞号呼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无拭之志"③。这就是说，虽说以其"不讨贼"而书其"弑君"之罪，但因其"终始无弑之志"，故认为其罪可免，"别牍复见"，就是为了示其"罪而不诛"之意。这里自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乃视人所迷惑者，为而立法，以使人"大明之"。对于赵盾，人皆知其善，而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给以重责，这样便可使人深思而省悟以"反道"。这是所谓的"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④《春秋》的变辞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为君讳者，有为贤者讳者，还有为亲者讳者，对这些讳辞董仲舒又称其为"诡辞"。与诡辞相对的，就是"正辞"。所谓"正辞"，即堂堂正正之辞，因而与常辞相通；"诡辞"则显然是一种委曲、婉转之辞，如董仲舒所说："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⑤故此，董仲舒有时又把诡辞称为"婉辞"。显然，这种"诡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
④ 《春秋繁露·玉杯》。
① 《春秋繁露·玉杯》。
② 《春秋繁露·玉杯》。
③ 《春秋繁露·玉杯》。
④ 《春秋繁露·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