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寖昌"之道。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出言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兽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①这里就正好说明了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繇道则兴，反道则败。尧舜与桀纣的不同结果即是证明。
当然，在此特别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董仲舒不仅一般肯定了作为规律的天道、人道的客观性，而且他还充分阐述了经与权这对范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规律性的认识。这可以说是董仲舒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
我们知道，经、权概念，早在先秦就已经提了出来。如《老子》的"道经"、"德经"。这里的"经"即常或原则、规则意。但尚未与"权"相对说。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②这里即提出了权概念。这是说可与共同守道之人，未必都能随机应变。这里的"权"显然是与"道"相对来说的，权即变，道即规律、规则、原则意，亦未与经作为成对范畴。后来《孟子》中已有"经"概念，如说："经正，则庶民兴"；①亦有了"权"概念，如《离娄上》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虽然既提到了"经"，又提到了"权"，但也未把两者相对说，而是把"权"与"礼"相对说。这里的权亦是权变意，"礼"亦是规则、原则意。后来战国后期出现的《春秋公羊传》，才第一次把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它说："权者何？权青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②这显然是说，权是与经、常相反对的，但行权之后"有善者"，即对行道来说更好、更有利。再往后，到了汉代，经与权已成为普遍为人所了解的一对范畴，并且经与常相当，权与变当义。如《韩诗外传》即说："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③《后汉书·周章传》亦说："权也者，反常者也。"可见，在汉代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确定无疑，且相当于变与常的关系，但权虽反经，却又不是与经绝对对立和不相容的。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经与权、常与变的辩证同一的关系。董仲舒讲天道"变而有常"，这就肯定了天道的变化是有常规可循的，它所揭示的是变化的必然性。然而这仅仅是董仲舒天道观的一个方面。董仲舒天道观的另一方面，就是他还承认了天道的"不常之变"。如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④所谓"不常之变"，显然是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论语·子罕》。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
③ 《韩诗外传》卷二第3 章。
④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相对于"变而有常"来说的，这即是承认了超出常规的变化，即与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这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的灾异现象，实际上也就是天道变化中的偶然事件。
当然，董仲舒并未把偶然性完全归之于天人感应论中的灾异现象，有时也归于了阴阳二气运行中的偶然失衡。如他说："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①这显然是说，"禹水汤旱"并非就是禹汤的过失通过天人感应引起的天对人的谴告，而仅仅是由于阴阳失去了平衡导致的结果。按照董仲舒所说，尧视民如子，而民则视尧如父。在尧让位于舜二十八年时"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因而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因而才有大禹治水。所谓"禹水"，就是阴胜于阳的结果。再者，又据董仲舒所说，夏桀乃天下之残贼，属阴，而汤乃天下盛德，属阳。汤伐桀除残贼，大善，因而是重阳，所以汤伐桀之后连续七年大旱，故汤有旱名。此乃阳胜阴的结果。由此可见，"禹水汤旱"，不是阴阳之大经，当然也不是禹汤犯了错误而招至的灾异，而纯粹是阴阳失衡所致。
对于天道的这种"变而有常"和"不常之变"，董仲舒提出了"经"、"权"两个概念，用以概括这两个方面。董仲舒说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②这里的"伦"就是秩序；"经"即常规意，亦即必然性；"权"就是非常之变，即偶然性。他在这里提出的"经"与"权"概念，显然是与其对阴阳的运行及其作用的考察密切相关的。他认为，阳气自东北始出而南行，然后转西而北入，阴气则始出东南而北行，然后西转而南入，其中阳之行为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① 《春秋繁露·暖燠孰多》。
②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竹林》。
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①这显然说的是春秋时代的王道或人道，有常有变，有经礼，有变礼。例如，安性平心为经礼，那么，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但这又不是要改易其道，此为变礼；又如，当一国之君死后，其子须服丧三年，方可称王，这是春秋之常道，或经礼，但是，如遇有变故，未满三年即可称王，此即变礼；再如，妇人本无外事，此为经礼，但是母亲为了给儿子娶亲，或者为自己父母奔丧，则亦可外出，这就是变礼。这显然是说，天道、人世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应遵守经礼，即按常规办事；而当天道、人世发生了不常之变时，那就应该应之以变礼。此即"常用于常"，"变用于变"，它们并不互相否定。所谓"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即表明了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