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董仲舒把这种"受命"虽也看作是"天命"，但与殷周的"天命"大不相同。因为他所谓的"受命"，主要是禀天地之精气。如说，"气之清者为精"⑥，而"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⑦这清楚地表明，他所谓"人受命于天"，不是超自然的神圣之天的无端降命所为，而是禀天地之精气的结果。他还指出，天之生人所以异于万物者也正在于人禀得天地之精气的不同。"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力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①随后他谈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形体骨肉，偶地之厚；耳目聪明，日月之象；空窍理脉，川谷之象；喜怒哀乐，神气之类；等等。接着他又说："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端向，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绝于物而参夭地。"②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人之"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敢诸冬"。③这些即表明，他所谓受命于天，实即禀天之精气。在这一点上，人虽与物相同，即都由精气所生，但人取天之精气多，而物则取天之精气少，所以人异于万物，而偶于天地。
第五，人虽都是受命于天，但所禀之气又不尽相同，所以造成了人们的差异不齐。这一点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讲到人性命寿夭时已说得很清楚："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他又说："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必何栣哉！??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这就说明，人之中所以有善有恶，有贪有仁，有寿有夭，原来都同人受气的质与量不相同有关。上面他所说"治乱之所生"，即是指治气或乱气。他所谓"陶冶"，也是说天、地对气的陶冶。可见，人的善恶、寿夭之不齐，都是人生之时所受天地之气的不同所造成的。
依照上述五条，人之善恶、贪仁，乃至贫富、贵贱和寿夭，是否都是人生而命定的，再不可变更的了呢？显然不是，他曾明确说还有"变命"存在：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春秋繁翼·为人者天》。
④ 《春秋繁翼·玉杯》。
⑤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⑥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⑦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①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②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体也；有变命存其间者，其政也。"①这显然是说，人一生下来便有天命，人体的存在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又有变命存乎其问，这是由他从事的事务的变迁所引起的。这里无疑就肯定了"变命"的存在。
何以会发生变命的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人"命"的各个方面，如关于人性（善恶、贪仁），另有专章论述，命运（贫富、贵贱）问题则莫过于天子的受命与废命，这也将在下面详述，这里只侧重于寿夭问题。不过这里需要顺便说一句的是，有人由此提出了董仲舒是否相信天命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所说的变命，实际上是通过天人感应而发生的天命的变更，所以这依然是一种天命，也就是说变命本身也是天命。这一点在天子的受命与废命上看得很清楚，寿夭问题也是如此，例如他说：中和常在其身，谓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伤而短。短长之质，人之所由受于天也。是故寿有短长，养有得失，及至其未大卒而必滩，于此莫之得离。故寿之为言，犹雠也。天下之人虽众，不得不各雠其所生，而寿夭于其所自行。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寿雠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寿亦雠于不久。久与不久之情，各雠于其平生之所行。这分明是说，由于人禀气的不同，生而就具有寿命长短不一的体质。但是，人如能经常保持作为天地泰的中和之气于自身，其寿命就会"引而长"，否则，不能经常保持中和之气于自身，那么其寿就会短而伤。由此表明，寿之短长，不仅决定于所受天的短长之质，而且还有赖于"养有得失"。正是因此，他提出寿夭在于"雠"。所谓"雠"，即匹配、相当。就是说人的寿夭就在于以所受"短长之质"与"养之得失"匹配，自行可久之道，其寿即雠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其寿即雠于不久。可见寿久与不久，全在平生之所行。当然，这并非说行可久之道者一定比行不可久之道者寿长；相反，也有"其自行俟而寿长者"，"其行端而寿短者"。其原因就在于这还同其受命之质相关："然则人之所自行，乃与其寿夭相益损也。其自行佚而寿长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寿短者，命损之也。"②但是，绝不可以此而怀疑人们养之得失的意义。他说："天长之而人伤之者，其长损；天短之而人养之者，其短益。"③在这里，"夫损益者皆人。"④这是说，本来天授之以长寿之质，而人不养而伤之，那么天授之长寿之命即受损；同样，若天授之以短寿之质，而人不伤而养，那么就会使天授之短寿得益。因此，在天授之质已定的情况下，其寿的损益全在于人。归结起来这就是说："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①人行可久之道，使中和之气常在于身，那么"其寿极命"，否则，行不可久之道，中和之气不能常在于身，则会损寿，不能极天命之寿。
人之行何以会使天变命，而损益寿命长短呢？这是因为在董仲舒看来，天气在上，地气在下，人气在其间，人的行为必然使人身之气与天地之气相感，动阴以起阴，动阳以起阳，损益其自身的阴阳之气。如董仲舒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① 《春秋繁露·重政》。
①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②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③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④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①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淆也。这里就是说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常渐人"，即常浸人，如鱼之在水中，水常浸鱼一样。不过这种浸入，是在不知不党的"澹澹"之中，流通相淆，互相影响感应，"同者相益，异者相损"③。这样，人的受命之寿夭也就有所增益或减损。这种情况与人的善恶、贪仁之性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