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见《汉书·董仲舒传》。
① 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14 页。
所说："胡母生本虽以公羊经传授董氏。"但是，此种说法一无根据，二又同《汉书·儒林传》所说："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相矛盾。按《汉书》的"同业"说，显然不能将他们说成是师生关系，而很可能是师兄弟关系。不少人即持此说。其传承世系如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公羊序疏引戴宏序所述：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生董仲舒ìí?对这个传承世系历来也有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这个世系从子夏到与胡母生同辈的公羊寿只有五代，而从孔子到比胡母生略后的孔安国却已传至十三代。所以许多人猜测，这个世系很可能是东汉公羊派同左氏派斗争时，为争胜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不过这倒给我们以启发，在这个世系中子夏与公羊高之间很可能还隔有几代的传承关系。照此设想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仍是一种猜测，但不论如何，董仲舒在当时已是著名的公羊家，如司马迁说："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①又称赞说："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②据《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曾命治《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结果被董仲舒驳得无言以对，因而武帝决定"尊公羊家，召太子受《公羊春秋》。"也正是因此，康有为在他的《春秋董氏学·自序》中盛赞童仲舒深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清凌曙也说："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精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③董仲舒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儒学大师，绝不单纯是他熟读儒经所致，而且还因其广泛学习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其最重要的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例如他在《春秋繁露》中，就广泛吸收了阴阳五行的观念，用于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及"三统说"、"仁义说"等，即表现了这一点。这就是说，董仲舒之成为名儒，同其以阴阳五行说解经是分不开的。《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除吸收了阴阳、五行说之外，还广泛吸收了道、法、名辩的思想，而将其熔于一炉，都纳入其儒学的范畴。如他提出的忠君思想和"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把法家的思想吸收进来；他提出的"阳为德，阴为刑"思想及"爱气"、"养气"思想，则是黄老思想的内容；他有关"深察名号"及辞、指论思想则显然是由名辩的思想采集而来。由此可见，董仲舒治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广采博纳，并用以来充实、丰富、改造和发展儒学，终于成为汉代的"群儒首"和"儒者宗"。
董仲舒学成之后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后来随着名声的扩大，被景帝立为博士。与他同时立为博士的还有胡母生、辕固生等。但因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就是说没事干，所以他仍然"下帷讲诵"，当时董仲舒的声望很高，门徒甚众，所以他讲课都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③ 《"春秋繁露"注自序》。
① 《汉书·儒林传》。
不直接面授，而是"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②董仲舒讲学，主要是教授儒家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太史公司马迁曾听过董仲舒的讲诵："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这表明，董仲舒之所以治《春秋》和讲诵《春秋》，就是要用孔子所作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之是是非非，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即行王道，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服务。太史公也深刻领会了其意，阐述了知《春秋》对于"为人君父"和"为人臣子"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史记·大史公自序》。
（二）出仕践儒相骄王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就要求自己的门徒"学而优则仕"②，即通过做官来实践儒术，这就是所谓"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最高准则或要求，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董仲舒之有机会来实践经过自己改造和丰富发展了的新儒学，用以"治国、平天下"，那是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临政及其实行诏贤良、行策问之后。这个机会对董仲舒来说虽然已是姗姗来迟，即接近耳顺之年，但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崭露了头角，一连三次对策，皆中武帝意，从而成为举国闻名的大儒，儒木也因此而一跃登上独尊的地位。这是儒学出世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地位。它之所以能够一尊，固然同董仲舒的前辈的努力分不开，但首功应归董仲舒。不过，董仲舒虽借此机会登上了江都易王的相位，但此后他仍历经坎坷，再相骄王，终未得到朝廷的重用，管理朝政，最后只好在"致仕悬车"之年辞相归家去也。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策年份。对此历来就存在很大分歧，有建元元年说，有建元五年说，有元光元年说，有元光五年说。我持元光元年说，对此不少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就不重述了。按照此说，董仲舒的这段时日实际有近十二年的时间。
武帝即位，颇思有大建树，所以在建元元年即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至元光元年初，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即"诏贤良"，①行对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诞生于斯时。汉武帝在其策问的开头便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要求，也就是要董仲舒给他阐述如何巩固封建王朝，特别是使汉王朝能够世代相传的根本理论。而在他的第一策问中着重提出了五帝三王之道何以兴衰，特别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以及"何修何饬"才能"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第二次策问主要是说，帝王之道本来同条共贯，可是虞舜游于声郎，而周文王即日昃不暇食，何逸劳如此不同？又殷人执五刑以督奸，而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何相异竟如此？这实际上提出的是如何才能善治的问题，也就是政术之要在哪里的问题；第三次策问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应"的问题以及三王之道何以不同的问题。
董仲舒正是循着武帝策问的路子，以天人之际、特别是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阐述了天变道亦变的政治改革主张，具体提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方案：第一，君权受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即把君权与神权结合为一；第二，继治世者道同，继乱世者道变，汉在大乱后继秦，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德主刑辅，以德化民的王道之政；第三，行王道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第四，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即所谓"抑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
这四条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即意识形态体系的大纲。
从总体上来看，他提出的这四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首先是适应了② 《论语·子张篇》。
① 《汉书·武帝纪》。
当时反对地方割据、加强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央政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完满地回答了武帝的策问及符合了其欲有大建树的要求，这对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不仅不能说董仲舒是反动的思想家，相反，应该说是汉朝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思想改革家。
综观"天人三策"可以看到，汉武帝同董仲舒君臣二人，一问一答，一称一颂，极相契合。臣颂君"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乃"尧舜之用心也"；君则初称臣"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继之又赞其"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由此表明了二人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正是因此，在对策之后，汉武帝一方面委董仲舒为江都易王之国相，另一方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①，开创了儒术独尊的局面。
易王非乃武帝之兄，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后徙江都王。刘非素常仗恃帝兄的身份，骄横无比，好勇斗武，十分残暴，但他也欲效战国时养士的诸侯，表面上礼贤下士。董仲舒乃举国闻名的大儒，所以易王刘非对他很是敬重。董仲舒对刘非则常以儒家的礼义思想匡正之。董仲舒任江都相，治国非常注意和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遇到灾害，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按照阴阳的关系，"求雨"或"止雨"①。如元光二年董仲舒上任不久，即作《止雨》，告诉主管政事的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②在董仲舒看来，雨天为阴胜阳，晴天是阳胜阴。"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③。如从阴阳矛盾的理论来看，董仲舒所说的道理，恐怕不能说纯粹谬言，但他在实际实行起来，却往往带有极其荒诞和迷信的内容。这是必须指出的。可是，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所云，其求、止雨事，"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此种说法非常可疑，恐怕只是一种传说的褒誉之词而已。不过，《董仲舒传》所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这个评价主要是指相江都王期间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