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柱挨了骂，却一点不在乎，厚着脸嘿嘿一笑，凑到义兰耳边：“实在嫁不出去，就咱俩吧。”
“啐！”张义兰真的朝陈宝柱脸上唾了一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扇你了。”
陈宝柱抹抹脸，刚想还击，一扭头正看见张瘸子瞪着他，就卡了壳。装得像没事人似的昂起头看那座快撞上星星的高楼。
“小兰，听说你们家也快搬进那楼里去了？”万家福把凳子朝张义兰跟前挪了挪，声音柔和地问。
“没准的事儿。”张义兰故意淡淡地说，“听说有我哥一个单元，十七层，你看见没，还黑着灯的。”
张义兰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翘首相望，陈宝柱伸长了脖子，活像只公鹅。
“行呀，你算抖起来了。”陈宝柱怪声怪气地说，听不出是挖苦还是羡慕。
“哟，他分房碍我什么事，那是市里给他娶媳妇的，市委高书记的千金小姐，还能住咱们这破街陋巷。”
一个巧妙的炫耀。张义兰非常善于用“贬”的言词，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虽然她清楚哥哥自私透顶，未必会给她沾什么光。有一次，她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哥哥和一位漂亮姑娘走在一起，她笑着迎上去，可义民却像见了瘟神似的拉着那位高家大小姐擦着她的身子疾步走过。那小姐准是奇怪了，走了十几米远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她。哥哥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结果那小姐甩手管自走了。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真解气。义民不给她“光”沾，她自己可会借“光”，虽然这“光”不太亮，但足以让普店街和副食品店的人眩目了。
“别糊弄人啦，你当小姑子的，准能捞上一套。家里有当官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沾光，还能少了你亲妹妹的？人家张嘴一句话，动笔一个条，十套八套的房子还不跟闹着玩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咱哥们儿对付一套，一间也行。”
“去你的，谁是你哥们儿。”
“哟，兰妹子，这话可不对，咱俩好歹有点儿交情。”陈宝柱故意把“交”字咬得特别重。
张义兰刷地红了脸，好在水银灯下大伙的脸都给照得清一色的惨白，让人看不出来。这个浑小子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年多，就又犯上野性了。她想走，又怕周围这帮小伙子觉察出什么味儿，只好装做什么也没听出来，撇撇嘴，不屑地说：
“谁想住那破地方？瞧那楼里出出进进的那帮子男男女女的那股子酸劲儿，让人看着就恶心。尽是些资本家，华侨什么的。人爬得高，摔得狠，我才不稀罕去凑那份热闹呢。”
“哼，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他妈的每家都够挨抄的。”陈宝柱的思维往往是由别人牵动的。
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