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桃Q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稍不留神 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一张红桃Q时，我 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 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每 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 向我哥哥打听红桃Q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 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 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走了红桃Q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 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 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 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 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骨气，丢一张破扑 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Q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红桃Q。 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娱乐，街上清寂 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 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爬在 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 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海大约需 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况且两个钟头的旅 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 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除了那些 上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我对当时上海的 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 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 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 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 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 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 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下班前办 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搂前，父亲松开了我的手，他把我 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 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上海的 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室的炉子上有一壶 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 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 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 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 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只 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她从桌上捡起一 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字藏在办公桌下绣花莫名 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什么，不就是绣一 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 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 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 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了海 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每张床上都悬着夏 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 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胡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入黑暗， 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上有一张爱国卫生 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 的那张红桃Q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会儿猫头与红桃Q的事。突然就看 见了墙上的那滩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滩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 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