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 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 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 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 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 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 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 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 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 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 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 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 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 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 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 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 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 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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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如果劳改农场也能按人类的宗教概念，区分为“天堂”和“地狱”的话，我们这些来自 茶淀农场（对外叫“清河农场”）的老右，来到团河农场则如同从“地狱”走进“天堂”。 团河农场位于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宫”之畔，“团河宫”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猎之后 落脚的行宫。我们所以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因为我们老右中间有一个”地理仙”。当我们 刚刚登上从茶淀开往北京的火车，押送我们上路的劳改队长，就把我们的下一个驿站团河农 场的字号，告诉了我们。
人都离开了茶淀，保密已无任何必要。何况老右们的命运，此时行情看涨，有什么必要 还让我们蒙在鼓里呢？
如同一声惊蛰春雷，惊醒了冻土层里的一条条蚯蚓，车厢里开始活了过来。老右们刚才 好像被茶淀的夜风吹僵了，“团河”这个字眼，使我们有了热力。首先开口出声的就是原北 京师大的地理系学生曹克强，他说：“那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乾隆皇帝到过那儿，那儿 便有了亭、台、楼、榭甚的。地理位置还紧挨着一条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来着？”他一边 叩打着脑门，一边回忆着那条河的名字。此时我们那一节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队长，都 在倾听曹克强君的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