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 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 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 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 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 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 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 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 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 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 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 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 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 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 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 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 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