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 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 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上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尽量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 “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 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 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在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 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想到这里 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 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然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 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 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想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 重要的疗程。那17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40米高大烟筒的生活之勇，我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竟没了任何一点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 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的在死亡线上，勇敢的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 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 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 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另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 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练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从二百多里 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过自我磨练。”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 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五七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 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 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 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 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 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 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 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 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 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 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 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 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 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