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 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 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 （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 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 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 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 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 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 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 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 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 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 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 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 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 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 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 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 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 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 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 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 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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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 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 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 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 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 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 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