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宗旨。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
"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本气末。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理"得以永存。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
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②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
"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第四，"涵养须用敬"。
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
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①第五，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
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
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利。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十分吻合。
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
"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
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