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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新泽西,1953,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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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宗教神学而言,中国流传的佛、道二教,都认为佛祖或道祖属于神灵,超越于人世凡间之外,同时又无处不在,彼岸的世界是真实和终极的,现实世界与世俗经验不过是某种"幻觉"。虔诚信佛,恪守戒律,就会来世追随佛祖,永远摆脱世俗凡间的罪孽环境,是为佛教的理想追求。认真修炼,超凡脱俗,甚至不食人间烟火,就可得道成仙,永远逍遥自由地生活,则是道家的宣扬。这种内在论的宗教把人类个性视为成佛得道的障碍性因素,主张消除个人意识和欲望,使人们意识导向虚幻缥缈的状态。基督教神学与神话神学的距离较大,更具先验论的理性色彩。在基督教看来,上帝是超验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世界本身却是可以认知、把握、操作和控制的,人类个性并非信仰的障碍,现实经验也不是幻觉。耶稣不仅是救世主,而且还具有神圣的理性,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先知。
  儒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主要论述现实社会的政治与伦理规范,讲求现实世界的事功作为,对天命、鬼神虽然崇信,但不过于迷信,强调个人的坚定意志和奋斗精神,鄙弃屈从命运与消极无为。命运通达时,就应该勇于承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使命;命运阻滞时,也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注重个人修养,积蓄知识和力量,等待机会实现宏伟抱负。因此,儒学从孔子创立时就具有比较浓厚的理性思维成份,而较少有神话或神学思维的基因。就中国社会而论,一方面儒学长期居于统治思想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人们对各种宗教基本采取包容和接纳的实用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拜一方神灵对个人与家庭有利无弊。因此,在中国虽然有佛、道等宗教及其他神学迷信的流行,却始终未能形成统合与主导全民信仰的神学体系。从士大夫到一般民众虽然广泛求神拜佛、祭祀祖先,却具有明确的功利目标:保佑自身、家庭乃至国家社稷的福祉,企求今生、来生,以及子孙们的昌盛兴旺。至于具体的神学理论和教义,则不作认真研究与探讨。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禄,终生在科场和官场拼搏厮混,儒学经典是他们立身入仕的敲门砖,必须学习和掌握,某些士大夫也研讨佛道经卷,但大都作为业余爱好,较少陷入神学迷信。因此,他们在思考问题和寻求方案时,主要运用政治伦理型的思维方式,而较少以宗教思维型态运作。洪仁玕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后来信奉基督教与拜上帝教,其思维取向就带有复杂性,经常在政治伦理与宗教神学之间寻求对接点,从而构成政治神学的思维型态。即神学附缘于政治,政治操纵着神学,其宗教思维也浸润着政治伦理型思维取向,绝非超越政治和世俗功利的单一宗教思维型态。而且,洪仁玕身居总理朝政的高位,必须务实地面对和处置军国大事,他不能象洪秀全那样超脱日常政务,沉溺于宗教神学的思维运作,从神学迷信中寻求决策依据。于是我们发现,在设计变革的新政计划、对军政事务研讨决策时,洪仁玕的思维程序和方式,基本摆脱宗教思维型态。如《资政新篇》中我们很少看到神学语言和宗教思维运作,只是社会事业和宗教教化上有所提及。至于与李秀成共商二破江南大营、御前会议制定东征苏南、第二次西征等重大决策,洪仁玕更排除宗教思维运作,基本采用务实和理性的思维方式,透过对敌我力量对比和双方军事态势的认真分析,在反复研讨和选择的基础上,形成战略决策。
  不过洪仁玕在设计意识形态的教化方案时,宗教思维就凸显出来,充满了神学迷信的说教。例如,当他灌输洪秀全的个人崇拜时,不惜违背圣经的内容,宣传天王升天的神话,并借此解释和确定洪秀全神人沟通的特殊地位。天王就根据神话成了上帝次子、耶稣之弟。于是,他的子孙也变成上帝嫡系的传人,洪氏江山遂因此具有永恒的性质。
  可是,洪仁玕更重视理性型态的宗教思维。而且经常把拜上帝教和儒学揉合起来,展开论证和阐释。例如,《钦定英杰归真》、《克敌诱惑论》等著述,都采用这种思维形式,使政治伦理型和宗教神学型的思维取向构成有机的结合。以增强政治教化的效应。这些说教主要针对知识分子,比洪秀全制造的神话更具理性说服力,使不少出身寒门的士子接受教化,投身太平天国运动。
  史实表明,洪仁玕的基本思维运作都属于传统的形式,尚未提升到近代科学思维型态,因此,思维进程时常出现唯心论倾向,或者因思维形式的直观与低级而产生颇多判断错误,对决策带来不利影响。再看洪秀全的思维形式,与洪仁玕基本相同,而且更沉溺于宗教神学思维。这样,缺乏科学分析和推导的思维运作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严重通病,也是太平天国战略、政略与政策失误频出的重要原因,由此对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

 
附录 洪秀全简谱
  1814 年1 月1 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
  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后全家迁居官禄村。
  1819 年(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开始在官禄私塾读书。
  1828 年(道光八年戊子)
  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落选,失学在家务农,对农民生活疾苦,深有感受。
  1830 年(道光十年庚寅)
  受聘做本村塾师。
  1837 年(道光十七年丁酉)
  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得基督教传教书《劝世良言》(按:一说在1833 年得此书)。落选回乡,患病四十余日,在病中作《斩邪留正》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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