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南面术"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的政治理论的规范。它对汉代以后有为之君特别是建基开国的明君，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君明必须臣贤，臣贤又要求明君要敢于识佞。孔子虽然很早就注意到"恭己正南面"需要"远佞人"（《论语·卫灵公》）的问题，但是"远"之首先得"识"之。从"识佞"的意义上加以强调，这是傅玄政论中很独特的内容。傅玄力图援引秦亡的教训和"汉魏之失"的实例，以引起司马氏的警惕，呼吁"用直臣"，以开创一种"有道"的政治局面，可惜没有实现。真正认识到这一卓越见解的理论意义，并付诸实践的，是唐初唐太宗与魏徵形成共识。运用于"贞观之治"中，才得以实现它的价值。
西晋王朝在傅玄死后，很快实现了灭吴而统一全国的鼎盛局面。但是好景不长。武帝一死，昏庸的惠帝即位，西晋王朝的下坡路就急转直下，内乱外祸导致了它的灭亡。傅玄之后，批评西晋积弊的净臣有刘毅、傅咸、鲁褒、裴等人。他们的言论很激烈，批评很直接。西晋灭亡以后，从总结西晋亡国的教训方面切中肯綮的史论家有葛洪、干宝、范宁等人。他们认为，玄学误国，惠帝不才，导致了西晋的速亡。当然，批评时弊、总结亡国教训，西晋后期的诤臣和东晋时的学者确实有相当精当的言论，后世史学家对此一致首肯，一再引述，说明其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具有昭示性质。但是，我们将傅玄早期言论与上述诸家于西晋后期乃至隔朝之议取来对比，会很惊奇地发现：后者议论所及的实质性问题，正是傅玄早年急切指陈的老问题。虽然这些议论指事更直接具体，陈情更具锋芒，论理更不容动摇，确有更可观照的参考价值，但要害并不出傅玄当初所议及的范畴。因此，从超前性上讲，傅玄的政论、上疏是认识西晋衰亡的可贵文献，至少可以证明：西晋政权的腐败在立国之初就己显示，它的病入膏盲是必然的，其衰亡只是迟早的事。惠帝不惠，外戚干政，八王之乱，外族介入，以及玄风大畅、士族清谈等等，都是一连串的偶然拍合，其实只是腐?
第八章学术思想综述
《晋书》本传讲，傅玄"撰论经国、九流、三史故事，评断得失"。他所著《傅子》内、外、中篇，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内篇尽管是政论文，是为司马氏政权谋求"南面术"的，但其中内容无疑又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与体系；外篇、中篇以及诗文作品里，也有他对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的诸多评论，自有独到之处。这些又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本章拟从学术思想这个角度，对傅玄思想作些综合性的考察，并补充有关内容。
一、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我们说过，傅玄是政论家，不是哲学家。而且，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现存《傅子》材料中，找不到有关自然观的见解，因而"很难断定傅玄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这也是事实。不过，我们仍可从傅玄的全部文字资料中，发现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
"元气"生万物"元气"这个概念，先秦还没有提出来，它始见于汉代，《春秋繁露》和《淮南子》里正式使用开。两汉哲学思想讨论中，围绕着宇宙、自然生成这个问题，争论本原到底是神灵的上帝还是物质的"元气"，反映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王充。王充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辨崇》）人也是由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订鬼》），"阴阳之气，凝而为人"（《论死》），除了"元气"之外，不存在什么神灵之天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的思想。
傅玄提到"元气"，是在诗作里。如《两仪》诗曰：两仪始分，元气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时成。日月西迈，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齐名。圣人忧世，实念群生。②又，乐府诗《羽铎舞歌》曰：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氢，万物各异群。??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这两首诗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从"元气"升降变化而来的。天地"两仪"之分，日月星辰之行，都跟"元气"有关。"元气"是客观的存在，由于阴阳的作用，万物"殊品"，运作有序，形成规律。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二）顺应天时，重视人力人事的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两汉思想界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思想宣扬，"天"有意志，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和人世间的祸福转换都是受制于上天的主宰，而入是无能为力的。王充的"天道自然"（《自然》）说也没有摆脱这种神秘主义的束缚，认为事物产生、发展及其终结，① 叁阅《<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上学》，载中华书局1963 年版《文史》第3 辑。都不需要考虑原因与条件，只能任其"自然之化"（《自然》），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彻底的局限。
傅玄认为，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夏令披裘，冬令披褐，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太平御览》卷二七）可见，逆时而动，严令责成，以主观意志一味孤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那是行不通的。但是，人在自然面前，又不应该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有的情况下，人力是可以胜天的。比如，他讲"陆田"（即旱田）是"命悬于天"，靠天吃饭的，由于"水旱不时"，人们修以功力，却不能获得地利。这是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奇缺情况下无法改变的实际。然而，"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意林》卷五），"人力"是完全可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不顾水旱之客观实际，硬要在旱田里徒费功力，是不可行的；看不到水田具有旱涝保收的条件，不懂得"人力"能使"地利"发挥作用的道理，更是不可取的。所以傅玄提出：天地之道是"以异致同"，即四时有异，昏明有常；圣人之治是"因物制宜"（《假言》），即如水火相灭而善用之则"不相害"一样，全在人力的措置。这些认识富有辩证色彩。
对待自然灾害，不仅人力可修，而且人事更可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君为政的进取精神，这正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傅玄在自己的政论、上疏及文学作品里，都多次重复这样的观点。比如，《傅子·问政》篇就以"尧水、汤旱"与"晋饥、吴懈"为例，说明同是自然灾害，人事的不同，竟可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再比如，入晋以后傅玄上疏晋武帝，面对淮北大水伤农，提议最重要的是要像唐尧、商汤那样，"济之以人事"。还有，《喜霁赋》也同样讲，"洪水"、"炎旱"之灾并不可怕，只要"敷皇道"就能战胜它。"人事"也好，"皇道"也好，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指"善为政"而言。"善为政"的内容很多，傅玄主要强调去私立公，受到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则"天地不能害也"（《问政》）。这样的主张，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高度赞扬机械发明制作的作用
可以说，在傅玄之前的思想家，没有不对机械发明制作采取轻视甚至反对态度的。他们将手工艺视作"奇技淫巧"，把工匠看得很低贱，工、商二业同被当成"未业"对待。这是自从奴隶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种传统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在傅玄以前的封建社会存在，而且在傅玄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长期存在。儒家"上智下愚"的观念，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重经典轻实践的封建士大夫。直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抱残守缺，甚至对文明进步采取一种仇视的态度。比如，辛亥革命以后，甘肃有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刘尔炘（1865-1931），认为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制造"与吾国圣人宗旨两不相容"。他晚年写出一部《拙修子太平书》①，竟然胡说"机器劫"、"科学劫"导致了中国祸乱，要"以理驭气"致太平。像刘尔忻这样的卫道士，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乏其人。傅玄在《马钧传》里提到的裴秀、曹爽等人，就是刘尔炘的老祖宗。
① 该书著成于1931 年。刘尔炘同年病逝。次年即1932 年，其书由陇右乐善书局出版。我们前面已指出，傅玄将"工以足其器"的手工业提高到与农业并列的地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提法。傅玄唯物主义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农工之业"并称的这一概念上，而且反映在他对待新技术、新制造的鲜明态度上。在中国科技史上，曹魏时期机械制造的新成就，有赖于傅玄所记《马钧传》这一珍贵文献。①傅玄不仅仅热情洋溢地记叙了马钧其人一项项发明创造，而且更具体地反映出他本人为马钩鸣不平，为马钩的天才发明叫好力争的活动。傅玄与人争辩讨论，前后奔走游说，显示出既重视机械发明之巧，又惋惜马钧不被时人所识这样双重的思想倾向。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通过机械发明发挥人力，这是对先秦墨子学说中重工艺思想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两汉唯物主义思想的极大深化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