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令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斜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襄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同样是课田，魏初收成可得十余斛或数十斛，晋初只有数斛，竟不足偿种，田租不能交纳不说，连养活劳动者自己也成了问题。因此《晋书·武帝纪》里多次记载赈济灾民、减免田租的诏命，说明农业生产的不景气状况。傅玄分析指出，收成减少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务多顷亩"导致的。
以丁男而论，课田50 亩，交租四斛，平均每亩上交八升。汉代以降，一亩地的面积，宽一步，长240 步，与今亩略近。晋初课田亩数，对丁男而言，实际上大大超过了50 亩的限额。一部分农业人口弃农经商，从农户中抽调人力从事徭役，使务农的"田兵"人数自形减少。但是地方官承担的课田总数不会因人口流失作相应调整，只有摊派到现有"田兵"身上，因此丁男实际耕种的课田亩数就要增加，精耕细作就不可能做到。另外，官田中的水稻田被豪强抢占，"田兵"只能垦荒种植，这也不能保证好收成。豪强富了，国家的收入减少了，课田耕种的农夫负担加重了，收成减少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傅玄所谓"其病在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既不是讲每亩实际面积增加的意思，也不是说"田兵"在课田限额以外自行占田（他们无田可占，无力去占）而扩大了耕种面积，而是他们实际耕种的"课田"无法像屯田制下那样，得到有效的保障，负担大沉重了。解决这一弊端的办法，就是减少"田兵"实际课田亩数，保持魏初严格的限额，以保证"修其功力"，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使国家与个人都获得利益。
总之，从傅玄上疏中，我们可以认定：晋初已不再实行屯田制，而推行课田制；课田制的实施，由郡县地方官负责，对管辖区域内的垦田总数按照应课田的人口数计算，并没有也不可能严格按丁分配。因此，不能简单以为这就是当时存在的劳役地租的形式。①所谓高额的三七或二八分成，是按应有劳动力与应垦土地相配合而征收田租的结果。一方面，人口在流失，耕地在减少，农田管理和水利建设"不能修理"；另一方面，实际务农的"田兵"耕种的面积在扩大，负担在加重，收成在大幅度减少，生活境况在日益恶化。还有一点，傅玄上疏所言，是从"人事"的角度提出救济农业的建议的，重点是改善耕夫的生存条件。这与晋武帝的想法是不尽一致的。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晋初武帝频频下诏务农，是出于平定江南的考虑，以筹积军粮为急。虽然他在诏文里也指出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比如豪势"私相置名"，富商挟利游食，农夫苦其业等，但他不认为农业生产本身存在什么弊端，因此他想用平来法扭转农商间的轻重局面，想通过建造常平仓以调节丰俭年成，想责成郡县"务尽地利"以增加粮食产量。而傅玄则从农业自身发展碰到的严重障碍分析，主张先要调整政策，减轻负担，使课田制得到农民的拥护，才能真正改变农业生产不景气的状况。这仍然是以利民、安民、富民为前提的。傅玄不仅从理论上论述过安民之策，而且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也提出了安民的具体建议，这是值得重视的。
综上所述，傅玄政论、上疏对入晋前后的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极为关注的积极态度。他围绕着"安民"这个重点，提出详细的对策和具体的建议，是有感于时事、有鉴于政局而"匡正"司马氏执政治国之失的。①"安民"的目的是"上安"，前提是"民富"。因此，《安民》篇强调："国以民为本"，"民富而安，贫则危"；"民安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泰始五年上疏中又指出："人失其所，必不欢乐。""民危"、"不欢乐"的情形是存在的，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四、后论
以上三章，我们从谋"君人南面之术"的角度，主要对《傅子·内篇》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作了一些探索和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中第一 章第二节，特别引用了傅玄上疏"五事"之一、四两段文字，认为其中"功力" 就是"劳役的代名词"，而劳役地租的形态又反映的是"屯田制下的剥削率"。这 两点判断，我们以为似乎与傅玄疏文之意不很切合。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虫》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七章， 有一节为《傅玄的经济思想》。其中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分民定业论；二， 财政观点；三，农业问题；四，货币概念。胡著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的， 这与我们本章所论的角度不同，某些看法也不尽一致。可参见。第一，《内篇》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倡"有为"而治、"无为而化"的一套南面术。
在傅玄看来，"有为无不成"，不能用"无为而治"的方法理世治乱，统御天下；但是又要"恭己慎有为"，不能是"无不为"，为所欲为；所谓"无为而化"是"慎有为"的结果，而不是去"有为"的产物。《内篇》所论，当时人王沈评价是"经纶政体，存重儒教"；清人纪购的评语是"关切治道，阐启儒风"。二者共同指出《内篇》的主题跟政教有关，不谋而合。傅玄要论证的是："政体"的主体是君、臣、民，关键在君；"治道"的要领是"通儒达道"，首先要"尊儒尚学"。对于君主而言，"恭己"而"慎"，止欲宽下，以著恩信，这是明君"有为"的前提；御臣要有术，治民要兴利，统政要儒法兼济，这是明君"有为"的内容，也是手段；"上下相奉"，"无为而化"，这是明君"有为"的目标。
傅玄主张"无为而化"，却不赞同"无为"而治；主张"通儒达道"，即援法入儒，儒法兼济，却特别低斥"以法术相御"的暴政。前者是针对道家思想影响时代思潮的现象而言的，后者是有鉴于魏末政治的现状而言的。傅玄入晋后的名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就有批评这两种倾向的用心。这两句话也可谓《傅子·内篇》理论意义的佐证。
第二，《内篇》的政治意义，是为司马氏政权谋求篡政而立服务的。
从《晋书》本传的记载可知，《内篇》的完成时间在入晋之前，不可能在入晋之后；写作时间主要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其中有的内容也有可能写于此前，甚至有明帝末年、齐王正始年间写成的可能性，但修订成篇的时间仍应以司马昭执政、傅玄出任地方官这一期间为依据。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本传载录傅玄入晋之初向晋武帝先后所上三疏，其指导思想、主要观点仍与《内篇》所论相近，尽管《内篇》详论"为治"之道，上疏直谏"为政"之失，建言当务之急，出发点不尽一致，但彼此颇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前面几章虽以《内篇》为主，又多处援引傅玄入晋后的上疏，相互参照，就是有鉴于此的。
傅玄政治上倾向司马氏，拥护司马氏，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入晋前后司马氏的统治政策与所作所为，又是让傅玄感到十分担忧的，弊端不少，为政多失，所以他要"匡正"、直谏，用心亦在于维护司马氏政权。
第三，《内篇》所论，上疏所言，其现实意义是很突出的。
关于这一点，上述两点里已有涉及。我们要强调的是，傅玄立论的基础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不是纯粹从理论上构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所要阐述的道理，提出的主张、建议，以儒为主，兼取法、道，明显地具有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吸收了汉魏以来主张儒法兼综的政论家的思想成分。我们在前几章的论述中，充分注意到这一倾向，说明傅玄作为一名政论家，其立论的渊源所自。但是，我们更注重联系现实政治来证明其中蕴含的意向。王沈引述汉文帝评论贾谊政见的话有"今不及"之论，这也正是傅玄政论的显著特点之一。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内篇》是《傅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傅玄作为一名思想家的主要依据。今所见《傅子》存文，《内篇》并不完整，有的内容散失不见了，现存成篇较充实者与零散段落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很难完全沟通。这当然很可惜。但是，他主要的思想观点可见，他的真实用心可知，这又使我们有可能对他的现有政论文字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与评论。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采用孤立切割的传统方法，将傅玄思想分成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民本思想等等单独的结构去剖析，而更着眼于他所论内容与司马氏政权之间息息相关的特征，从"南面术"的层面上分析其中的意蕴。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古代思想家、政论家共同的意愿。他们立论倡言，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都有当时的考虑，不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有的能看出来，有的不甚明显，不够清楚罢了。傅玄的《内篇》属于前一种情形，这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当然不能忽略。
接下来，我们想就傅玄所论"南面术"的时代意义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作些补充说明。
傅玄的政论、上疏所及，换个角度讲，又是最早批评司马氏政权的文字资料。虽然作为政论文的《傅子·内篇》成于禅魏之前，是讨论新政权如何谋求禅代而立的"南面术"的，正面立论的色彩浓重，策略性很强，但是问题的提出却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晋书》本传言及的"多所匡正"的意思。换句话说，凡是《内篇》着意强调的内容，都是司马氏所作所为不大经意甚至倒行逆施的地方。入晋之初，傅玄又利用谏官身份，直言进谏，批评时弊。这前后的用心是一致的，立论也好，陈事也好，都是从治国安民的意义上探索如何拨乱反正的有效途径的。然而，鉴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限制，有晋禅魏前后，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拨乱反正的根本转变。别的不说，就君王而言，傅玄热切拥护的司马昭，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傅玄希冀的方式行事，更不可能更弦改辙，弃旧图新。司马昭热衷暴虐，用人不当，已经为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不良的基础。司马昭死于禅代前夕，他的儿子司马炎更不是有为之君，有晋伊始，政权建设以及当务之急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晋武帝司马炎无力克服，而且他本人贪欲不正，又优假士族，在晋初表面升平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危机。"刚劲""峻急"的傅玄，虽然有"匡正"之意，却无回天之力。我们发现，泰始五年（269 年）以后，傅玄对政局的批评趋于缓和，甚或不再坚持原先的立场，恐怕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