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唐帝国建立以后，有过两个被史家称为盛世的时期，前一个是唐太宗贞观时期（627-649），后一个是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论政治清明，当然是贞观胜过开元，但如论经济发达，则开元堪称后来居上。因为自从贞观以来，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但唐初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等开明的措施却一直在促进着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百年的积聚，唐帝国在开元年间达到了隆盛的顶点。
唐玄宗是通过诛韦后，杀太平公主等斗争而得以登基并巩固帝位的，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头脑比较清醒。开元元年（713）擢姚崇为相，姚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玄宗皆纳之。开元四年（716），以宋璟代姚为相，宋主张限制女宠，疏远馅臣，精简刑法，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玄宗亦多听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是后代史家的评价。元稹《元昌宫词》（《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这是后代诗人的赞颂。待到开元末、天宝初，唐帝国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之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到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户口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然而就在这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在不断地孕育、滋生、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佚。唐玄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之后，面对着一派升平景象，骄侈淫佚之心逐渐萌发。玄宗本性喜爱奢华，开元二年（714）即"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后来更沉迷于歌舞、击毬、斗鸡等游乐，乃至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司斗鸡。①等到天宝三载（744）纳寿王妃杨氏，并于次年立为贵妃后，玄宗的骄奢之心乃如水决堤，不可收拾。为节省篇幅，我们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二一六中节录数段，以见当时皇室贵族奢侈淫佚之一斑：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杨氏兄妹）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
① 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其次是朝政日趋黑暗。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登上了相位，开始了以排斥贤臣，残害忠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涯。李林甫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排斥了贤相张九龄，又于天宝五载（746）排斥了左相李适之，开始独揽大权。从那以后，凡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士无不受到排斥陷害。天宝六载（747），李林甫遣人杖杀海内名士李邕、裴敦复，又迫李适之自杀。同年，李林甫把参加制举的包括杜甫、元结的举子全部黜落，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他反而上表贺"野无遗贤"。其他奸邪小人也纷纷占据要津，显赫一时。天宝七载（748），加宦官高力士"骠骑大将军"，赐安禄山铁券，而杨国忠竟"以聚敛骤迁，岁中领五十余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朝政黑暗如故。其三是轻启边衅，荼毒生灵。玄宗时期的边衅，始于天宝八载（749）的攻拔石堡城。石堡城本是唐的边镇（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开元二十九年（741）陷于吐蕾。自后吐蕾以此为据点，每年麦熟时到附近的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抢麦，人称"吐蕾麦庄"。天宝六载（747），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部将哥舒翰在那里设伏兵击杀前来抢麦的吐善，从此吐蕾不敢再来。然而玄宗却进而派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攻之必死伤士卒数万人，得不偿失，不肯前往，玄宗大怒。天宝八载，复命哥舒翰率军攻之，果然死伤数万人才攻克之。如果说攻取石堡还带有收复失地的意义，那么其后的征讨南诏，则纯粹是侵略性质的开边战争了。南诏原来与唐帝国的关系很好，后因唐之边吏对之凌辱征求，故而失和。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复没。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复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达二十万。
其四是蕾将骄纵，阴谋叛乱。唐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到开元中，因玄宗好大喜功，志在开边，所以为边将者往往十余年不换。加上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因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乃奏请专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羽翼渐丰，终萌野心的一员蕃将。安禄山本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欲斩之，玄宗不从，而且对之日益宠信，加官晋爵，最后使之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且赐铁券。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禁，丑声外闻，玄宗亦不疑。安禄山在范阳招兵买马准备叛乱，有人上告禄山将反，玄宗反将告发者缚送范阳由安禄山处置，所以人莫敢言。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山不和，屡言禄山将反，玄宗不听，杨竟想方设法激成安之叛乱，以取信于玄宗。
天宝十四载（755）冬，正当玄宗携杨贵妃等在华清宫寻欢作乐时，蓄谋已久的渔阳鼙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在两个月内就打到渲关。次年六月，渲关陷。玄宗仓皇奔蜀，逃至马鬼坡，军士杀杨国忠等，又迫使杨贵妃自缢。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肃宗登基后，唐军开始反攻，至德二载（757）收复长安。可是战火仍旧在燃烧，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s）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才算平定。然而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著、回纥的入寇和藩镇割据一直波及唐末。大唐帝国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仅有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从天宝十三载（754）到广德二年（764），短短的十年之间，唐帝国的人口竟减少了十分之七！杨国忠等人的死亡是咎由自取，而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则完全是无辜的，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这就是仇兆鳌对杜甫的沉痛诗句"丧乱死多门"的注释。①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社会政治现实，不仅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杜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②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也就是说，杜甫的一生正好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终始。
人们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往往单单强调唐帝国转向衰败的时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唐帝国衰落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开元年间度过的，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诗人的成长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开元年间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安定为诗人的读书、漫游提供了条件。杜甫并非出身于高门贵族，他的祖父社审言做过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等，但在杜甫出生前几年已经去世。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开元末任兖州司马，天宝五载（746）前后调任奉天令，他在任充州司马之前是否做过其他官，已不可考，但揆诸情理，肯定没有任过高官。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社会都比较富足，杜甫从小显然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诗人自幼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人的这些自述都说明了这一点。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少年杜甫还有机会接① 见《杜诗详注》卷二三，《白马》。按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是诗人目睹臧玖据潭州作乱的情景而写的，但此句实为对那个时代的普遍写照。
② 社甫生于公元712 年，诸家皆无异说。但此年有三个年号：正月，睿宗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人们多称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掀《杜甫评传》）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萧涤非《杜甫研究》则称"睿宗先天元年"，但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杜甫生于正月一日，其时应称睿宗太极元年。受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熏陶。开元五年（717），①年方六岁的杜甫在郾城（今河南郾城）观看了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开元十二年（725），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歧王李范及殿中监崔涤的宅内多次听到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歌唱。从他后来对于绘画的精干鉴赏来看，他对于这种艺术的接触一定也是很早就开始的。进入青年时代后，诗人又开始漫游四方。开元十八年（730），杜甫游晋至郇瑕（今山西临猗）。次年，诗人南游吴越，他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先后游览了金陵、姑苏等地。接着又渡过浙江，饱览了秀丽的越中山水。在这次长达四年的漫游中，杜甫不但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加深了认识，而且对祖国的灿烂文化加深了理解。他每到一处，除了欣赏自然山水之外，还注意考察该地的人文历史。在金陵，瓦棺寺里晋人顾悄之的绘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姑苏，吴太伯、朱买臣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使他激动不已。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s），诗人才回到洛阳赴京兆贡举。应试落第，诗人也并不在意，又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了齐赵之游，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方归洛阳。天宝三载（744）春，杜甫在洛阳遇见李白。是年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次年再游齐鲁，至天宝五载（746）方西归长安。这长达十余年的漫游，使诗人丰富了阅历，扩大了眼界，提高了修养，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杜甫在五十五岁时作《壮游》诗回忆他青年时期的漫游，其中有句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这种生活没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出身于下层官吏家庭的杜甫，只有生于开元盛世那样的时代里才可如此充实而愉快地度过他的青少年，从而为攀登诗歌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杜甫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当时的太平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忆昔二首》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