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过杨柳淆，走马定昆池。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
其九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絺衣挂萝薛，凉月白纷纷。
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对这一组诗，历代注家赞不绝口。元人赵汸说："凡一题而赋数首者，须首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无繁复不伦之实，乃是家数。观此十章，及后五章，可见。"（《类选杜工部五言律诗》，《杜诗详注》卷二引）明人王嗣奭说："此十诗明是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曲折变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杜臆》卷一）清人杨伦说："连章律诗，亦他人集中少见，惟杜章法整严中亦极变化，熟此可以类推。"（《杜诗镜铨》卷二）然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组诗其实是摹仿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的：第一首写游兴之生："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最后一首写游兴不尽："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以及后期之约："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首尾呼应。中间八首分咏山林景物，层次分明。所不同的是，杜甫诗由五首扩为十首，增加了组诗的容量，而且杜甫诗在严整的结构中有所变化，这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杜甫后来在联章律诗的写作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形式由五律扩展到七律及五七言绝句，并写出了《秋兴八首》等传诵千古的名篇，究其渊源，实出自杜审言。其次是五言排律。排律的名称兴起甚晚，但这种诗体则较早就出现了。
早在南北朝时，有些篇幅较长的新体诗，如谢灵运的《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庾信的《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等，①除了平仄尚未完全调谐之外，已经通体象是排律了。到了初唐，这种诗体颇受诗人们欢迎，李娇、崔融、沈佺期、宋之间诸人皆写过五排，沈、宋且有一些五排佳作。然而在五排写作中取得较大成绩、对五排形式之建立作出较大贡献的诗人则首推杜审言。第一，沈、宋的五排虽已合律，但往往有单韵的，如沈诗《登瀛州南城楼寄远》（《全唐诗》卷九七），宋诗《酬李丹徒见赠之作》（《全唐诗》卷五三）皆为七韵（即十四句，以下类推）；沈诗《扈从出长安应制》（《全唐诗》卷九七）、宋诗《宿云门寺》（全唐诗》卷五一）皆为十一韵，等等。杜审言集中存五排七首，其中《春日江津游望》、《泛舟送郑卿入京》为六韵，《赠苏味道》为八韵，《扈从出长安应制》、《度石门山》为十韵，《赠崔融二十韵》为二十韵，《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为四十韵，皆为双韵，检盛唐以后的唐人诗集，凡五排皆为双韵，可见双韵为排律之正体，①也就是说杜审言的五排在格式上比同时人更为整齐、规范。第二，沈、宋等人的五排篇幅均不甚长，当时只有沈佺期的一首长达四十八韵的五排，但诗则欠佳。②而杜审言的五排既长且工，如《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首，长达四十韵，是当时少见的五排长篇，而且典丽精工，气势宏伟，堪称佳构。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五言排律"条云："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夫嗣真》沈雄者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施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这段话指出了杜审言五排的成就，而且说明了杜甫与此的继承关系，确有见地。社甫自己就曾提到过《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例及吾家诗，旷怀归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① 两诗分别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宋诗》卷三和《北周诗》卷二。前者共二十二句，内十八句对仗。后者共二十句，通首对仗。
① 参见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中"五言徘律"和"单韵排律"二条。
② 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全唐诗》卷九七），共四十八韵，但除首尾外，有五联未曾对仗（如"复此单栖鹤，衔雏愿远翔"，"由来休愤命，命也信苍苍"等），词意也较拖沓，未为佳构。严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这是指他青年时代与李邕论诗的事，"慷慨嗣真作"以下四句虽为追忆李邕对此诗的赞美之词，但杜甫肯定是完全同意这个评价的。杜甫自己也十分重视五言排律的写作，而且成就卓著。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此论后来屡遭诘难，抛开那些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不论，①如金代元好问讥之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今人冯至先生也说："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贫乏的部分。"（《杜甫传·家世与出身》）我们认为元稹的话并不错，杜诗的成就当然决非仅限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排律，但排律（主要是五排）确实是杜甫特别擅长的诗体，其中多有连城之壁，而决非"碔砆"（石之似玉者）。陈贻焮先生对杜甫的五排颇有肯定，但他同时又认为："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素业"的家世》）
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不甚可信，原因有二：第一，在杜甫的时代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确实已包括诗赋，①但是唐代的试帖诗常式是五言六韵（间有八韵），不难推测，士子为了应试而在平时所作的写作练习也应以此格式为准。在今存的唐诗中不乏为了应试而拟作的试帖诗，②这些诗或径依旧题，或自拟新题，但格式则皆为五言六韵，因为不这样达不到练习的目的。可是杜甫的五排，即使是作于安史之乱之前的十七首中，也只有一首是八韵的，其余的均在十韵以上，有的甚至长达二十韵、三十韵。③很难想象这种五① 我们认为在五排的写作上，确实是杜甫远胜于李白，这样说并不是在整体上扬杜抑李，正如我们认为杜甫的绝句成就不如李白并不意味着扬李抑杜一样。李、杜在总体成就上难分轩轾，但在某种诗体、某种题材的写作中是有高下之分的，正如严羽所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诗评》）
① 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究竟始于何时？《唐会要》卷七六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水隆年间（680-6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7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
② 《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③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①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所以诗中多有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排律这种诗体，除了首尾两联之外，其余均须对仗，平仄粘对之格律则一如律诗，就格律而言，排律即扩大了的律诗，五排即扩大了的五律。众所周知，律诗由于格律严整，对于诗人的表情述意有较多的束缚，有相当的写作难度，所以南宋专攻五律的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野谷集序》）然而把仅有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长达三十韵。
① 五代刘昭禹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字如屠沽不得。"（《唐诗纪事》卷四六）此语虽系论五律，但也适用于五排。
八句四十字的五律与长达几十韵甚至百韵的五排相比，在难度上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了。凡是才力不够雄劲，学识不够渊博的诗人，是无力驾驭长篇五排的。即使勉强成篇，也势必举鼎绝膑，成为堆砌呆滞、毫无生气的文字游戏。正是因为五排难写，所以杜审言能以独擅此体享誉一时，甚至当名满天下的李邕与杜甫论及杜审言的诗时，也特地对《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赞不绝口。杜审言其人，恃才傲物，目空今古，陈子昂说他"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合。"（《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宋之问也说他"言必得俊，意常通理。??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祭杜学士审言序》、《全唐文》卷二四一）可见他好强争胜的性格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性格显然是他喜好五排，而且知难而进直至写出长达四十韵的长篇巨制的心理基础。杜甫在艺术上刻苦钻研、争新出奇的精神与杜审言颇为相似，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其结果则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毫无疑问，"律中鬼神惊"和"诗律细"的特点应该由律诗来体现，排律、尤其是长篇五排更是这种艺术境界最好的一种载体。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即四十四岁以前）作五排十七首，自安史乱起到大历元年（776）迁居夔州之前的十一年间作五排四十三首，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间竟作了六十七首五排，而且一些著名的大篇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都作于这五年间。即使当诗人在一叶扁舟上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奋笔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名篇，以生命的最后力量为自己的五排写作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这说明五排的写作确实是社甫一生的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诗是吾家事"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虽说杜甫的诗学成就绝非社审言所能比拟，但这种传统毕竟是杜甫走上漫长艰苦的艺术探索之路的原动力之一，这正是他一生中屡屡回忆乃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