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① 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面貌。"①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鲍照、何逊、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韩愈论》中则进一步指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① 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谨此说明。
② 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① 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本书第五章中也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② 例如被陈子昂完全否定的齐梁诗，社甫一方面批判其委靡之气："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另一方面又对谢脁、何逊、阴铿等人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上述说法，指出了杜诗与前代诗歌在艺术风格上的渊源。此外，杜甫对前人写过的题材内容也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对于前人的艺术手段，杜甫也同样地兼收并蓄，并熔铸成一种和谐的全新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儒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个人的艰苦努力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为他准备了丰富的诗歌遗产这个客观因素，用秦观的话来说，就是"岂非适当其时故耶？"（《韩愈论》）①杜甫所处的时代又是古典诗歌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代。后人在唐诗分期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坛，但无论是严羽《沦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五体"说，还是元人杨士弘《唐音》中提出的三分法，或者明人高棅《唐诗品汇》中提出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四唐"说，都把玄宗天宝未视为分界线，在那以前是"盛唐"，在那以后则为"大历体"或"中唐"。也就是说，天宝未是人们公认的唐诗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有唐一代之诗，对于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来说，天宝未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清人叶曼对所谓"中唐"的说法颇为不满："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②闻一多更十分明确地把建安以后的诗歌史分成前期和后期，其分水岭就是天宝十四载（755）。③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以天宝十四载（755）为中点的二十来年。
那么，这个转折过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那个时代对诗坛风会提出了何种转变要求呢？
首先，正象上面所说的，在天宝年问也即盛唐的后期，五七言诗歌的创作实绩已经有了惊人的积累，而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中汇总起来了。至此，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五七言诗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再也不能沿袭以前的轨道了。其次，随着大唐帝国鼎盛时代的消逝，以浪漫气息为主要特征的"盛唐气象"也悄然逝去了。动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诗①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杜甫登上诗坛时，五七言今体诗的各种样式在形式上都已定型。这种经前人几百年的艰苦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新诗体具有声律相间相重，文句或散或骄，既工整又有变化的形式美，从而为杜甫争奇斗妍、逞露才思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天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代诗人为诗歌格律化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杜甫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诗歌格律，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精美绝伦的律诗来的。② 见《百家唐诗序》，刊于清席启字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卷首。按：席氏此编专收中晚唐人诗集，原是因为盛唐以前之诗集多有善本行世（见该书自序），而叶燮则在序中借题发挥，以阐述他的文学进化的观点。我们大致同意叶说，但叶燮把"中唐"之始定于贞元年问，我们则认为"中唐"始于天宝末年前后。③ 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4 期。按：闻一多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前期的作者成分是门阀贵族，后期的作者身分是士人，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本节。人们再也唱不出高昂的充满理想光辉的歌声了。高适、玉维在安史之乱以后很少作诗，岑参亦豪气销尽，再也写不出雄奇恣肆、酣畅淋漓的七言歌行了。甚至连李白也由"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转而"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李太白全集》卷一）。这一切都说明，时代已向诗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想必须让位给现实，诗神也必须从云蒸霞蔚的空中降临到疮痍满目的大地上来了！
上述两点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一句活，诗歌必须从盛唐转向中唐，并进而转向晚唐与宋诗了。
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要使诗歌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转变，需要有一位既属于盛唐又属于中唐、既能对前一个时代的诗歌作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能为后一个时代的诗歌开辟道路的诗人。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又是受到了那个诗歌史上的特殊时代的玉成。
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分别从家庭传统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讨论了杜甫成为"诗圣"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杜甫之成为"诗圣"，还必须具备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力等内在条件。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诗人受到时代的"玉成"，那些人中肯定不乏具有诗礼传家的家庭背景者，然而却只有杜甫一个人赢得了"诗圣"的桂冠。
伟大的人格是造就伟大诗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伟大的人格"，不仅包涵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包涵阔大的胸襟和弘毅的精神。诗人薛雪说得好："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对于身处乱离之世的诗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的话，即使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灵魂，也难免要为乱世的精神重负所压倒、摧毁，除了沉重的叹息之外，不能给诗坛留下任何东西。《箧中集》诗人就是一个例证。乾元三年（760），元结编《箧中集》，收录沈千运、盂云卿等七位诗人的作品，元结在《箧中集序》（《元次山集》卷七）中说："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沈千运等人也许确如元结所言，有"正直"、"忠信"、"仁让"的美德，但他们的诗作则大多表现个人坎坷失意及亲友生离死别等内容，情调十分低沉。即使是元结誉为"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的沈千运，诗中所写的也无非是"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山中作》，《箧中集》）"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中言怀》、《箧中集》）之类的句子，既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等广阔的社会现实，又缺乏理想的光辉，事实上根本没有达到元结所说的上继"风雅"的高度，这显然是由于沈千运等人缺乏伟大弘毅的人格精神而造成的结果。杜甫则不然，正象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杜甫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伟大人格和丈夫气概，他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不能使他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之极，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A 溪诗话》卷一○），他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他遭遇到"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的反应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希望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何等的胸襟！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前出塞九首》之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朱风行》）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义鹘行》）的"义鹘"，其实都是诗人的自我画象。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关键之处。
此外，杜甫性格的复杂性也值得注意。杜甫的性格中有狂做的一面，《新唐书·杜甫传》载严武欲杀杜甫事：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日："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粹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此事出于唐人范掳所作《云溪友议》卷上，而《云溪友议》作于唐傅宗时（874-888）或稍后，距杜甫之卒已有百余年，书中又多传闻失实之处，故后人多以为此事不可信。①我们认为诗人与严武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在杜诗中有大量的证据，所以严武曾经"欲杀甫"的事肯定是小说家言。但是说杜甫说过"严挺之乃有此儿"的话，虽无实据，却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杜甫《奉酬严公寄题亭之作》云："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全唐诗》卷二六一）则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杜甫以阮籍自比，严武亦以阮籍比杜，"礼法疏"的阮籍在醉后说一句失礼的话，并不是太奇怪的事。①事实上，杜甫在狂做方面确实颇有乃祖遗风。杜审言曾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菱之北面！"（《唐才子传》卷一）杜甫在"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的少时就在文学上自视甚高："气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顿生活中也仍然气冲斗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因为他狂傲，所以少时就树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抱负，并且有勇气去攀登古典诗歌的高峰。
然而杜甫的性格中又有谨慎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政治生活中"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净姿，恐君有遗失"（《北征》）以及"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的小心翼翼，而且体现在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前代乃至当代的诗人都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见本章第五节）。正因为他谨慎，所以他能踏踏实实地完成集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狂傲而又谨慎，这也许正是造物赋予社甫的最佳性格。
人们在比较李、杜之异同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
杜甫具有非凡的天赋。开元五年（717），年方六岁的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以后，诗人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公孙大娘的舞姿："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骏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浏漓顿挫"的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年，可见诗人是早慧且强记的。他在《壮游》一诗中说自己"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可证明他诗才的早熟。一部杜诗，无异是一座诗歌艺术的宝库，没有过人的天才的话，是不① 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誉严武云："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杜诗详注》卷一六引《社臆》云："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甚当。按：今本《杜臆》无此语。① "严挺之乃有此儿！"其实是一句赞叹之辞，其失礼之处在于犯了对方的父讳且以长辈自居。杜甫虽比严武年长十口岁，但他人蜀后屡得严武之照顾，且曾入其幕为僚佐，于礼是不该以长辈自居的。可能以一人之力建造这样一座宝库的。换句话说，社诗本身的艺术造诣就是诗人天才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