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同一种植物吗？本土物种的行为特征和对生长地的偏好通常不会改变得如此剧烈迅猛。迅速占领混乱的土地正是初来乍到且有侵略性的外来物种的典型特征。在《英国岛屿植物志》（第三版，1989）中，汤姆·蒂坦[119]教授推测可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柳兰——macrocarpum变种隐居在森林和多石的高山上，而brachycarpum变种则来自加拿大或斯堪的纳维亚，后者钟爱被破坏和焚烧过的土地，进入英国的渠道可能是19世纪进口的木材（不过这样就无法解释18世纪这种植物被移栽到花园中后所表现出的侵略性）。但他无法在来自不同生长地的植物间找到稳定可靠的结构差异。更近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技术也没能找到两者在基因层面的不同。
不过，最近针对进化机理的研究正在揭示一些无法从单个基因上追踪的变化特征。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许多植物——比如刺柏和藜——能以不同的形态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差异。看起来似乎这些表观遗传效应也能在几个季度或几代的时间内出现在个体植物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可能只是移栽这么简单。这种适应性行为中，有一些是受到重要的基因复合体的调控，这些基因复合体十分古老且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有分布。庞大、侵略性强、“杂草性”十足的柳兰实际上可能是在冰川期后开阔、混乱的大地上生长的原始种，而小巧清秀的柳兰则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产生的适应阴暗和森林的种类。当人类重现了这种植物的原始环境后，原始种便被再次“激活”。
我之前提到过，不同的杂草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几乎任何植物科属中都可能出现杂草。但演化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许多杂草种类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使杂草们倾向于——比方说——快速生长、迅速适应。拉斯金曾经对杂草做出古怪且反科学的评价，说它们是“一种天生就倾向于进入错误地点的植物”，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可能会被分子生物学证明。
然而柳兰个性的改变引发了人们对它出身的怀疑。当它将紫色花海铺向英国各个城市的废墟时，没人想到并提出它也许是德国人丢下的植物。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公众反应也并非单纯的喜悦（例如“废墟上有了新的生命！”），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之所以喜爱这样的场景，是出于浪漫的情愫和对生态的了解。柳兰生长在人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中，一位来自谢菲尔德的受访者这样回忆自己的感受（而且，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柳兰并没有被当作本土植物，而是被当作一种从花园逃出的入侵者）：
这些长在野外的柳兰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脱的栽培植物。它在花园里看着还不错，可一旦到了狭小的空间里，它那活力十足的匍匐根就特别讨厌……回想起来，那些夏天似乎都很炎热，小小的降落伞一样的柳兰种子被夏日的微风吹在空中。穿过市中心时我妈妈会紧握着我的一只手，我就用另一只手挡开这些种子。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颗掉进我眼睛里，然后我就使劲想把它弄出来。我妈妈手里拎着买来的东西，没法帮忙，她就会说：“不要再揉眼睛了，一会儿都揉酸了。”我讨厌那些破败的地方，它们像伤疤一样穿过家乡的中心，我也讨厌柳兰躲藏在这些伤疤里。
在伦敦，对野生绿色植物最洞若观火的记录是一部虚构作品——罗丝·麦考利[120]的小说《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故事背景设在1946年的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但这部作品的灵感在五年前便已闪现。1941年5月10日，麦考利的住处——包括她的所有藏书——在一次轰炸中被彻底摧毁（这次轰炸也毁坏了大英博物馆中很大的一片区域）。从那以后她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茫然和悲痛的情绪。她给朋友写信说：“我没有书，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只余一双用来哭泣的眼睛。”这一经历很快在短篇小说《安斯特拉瑟夫人的信》中得到了宣泄，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也失去了她所有的书——以及爱人写给她的所有的信。
麦考利真正好转始于一份来自出版商维克托·格兰茨的礼物——一部完整版《牛津英语词典》。“我的《牛津英语词典》曾是我的《圣经》，我的牧羊人之杖。”她这样写道，词典虽不能替代一切，但至少让她重新振奋起来了。与此同时，她还在进行着一个更为脚踏实地的恢复过程：与她的朋友、同为作家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121]一起探索伦敦的废墟，菲茨杰拉德时年二十八九，年龄只有麦考利的一半。她们被轰炸遗址丰茂的野生植物迷住了，这些地方的杂草使它们成了绿色的世界，不像伦敦的其他地方只有单调的灰色。但麦考利看着这些在伦敦古老文明（正如她的藏书室一样，这古老文明也已化为灰烬）的正中心重生的野性世界，也不免觉得感伤和矛盾。长势难挡的柳兰和它们对人类文化的视而不见给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发厅，”几年后她将在《世界是我的荒野》中写道，“柳兰就是从那个裂口冲进了伊尼戈·琼斯的审判室。”
这部小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麦考利在城市废墟间游走时所思所得的精华，它的中心人物是一对异父异母的姐弟——17岁的巴尔巴里和14岁的拉乌尔，这两人不受管教，跑去加入法国南部的爱国者组织，战争结束时被监护人送到伦敦教养。他们从心理上无法适应传统的英国社会，因此转而喜欢上了轰炸遗址的灌木丛，那里鱼龙混杂，有非法居住者，有逃兵，还有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发现这里的无政府氛围和居住地环境与法国南部的野生灌木丛林很相似，与抵抗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也遥相呼应：
（它们）为自己在塌毁的、杂乱的荒地中走出一条路，沿着残破的墙壁，潜入地窖和地下街的房间，这里曾是许多商人贮存酒的地方，铺着华丽瓷砖的房间彼此连通并在巨大的地面下形成地道。这里有沟渠和下水道，它们带着明亮的金盏花，长满蓟草，进入了从前的商务大厅，而黄色的千里光将它艳丽的花朵撒在死去商人的尸体上。
利奥·梅勒在他那精彩的20世纪40年代伦敦废墟相关文献的研究报告中，将这些植物叫作“折叠的绿色”，在这里大自然“在重生中重新占领被人类破坏的城市”，这是一种“大自然健忘症”。但我却觉得这更接近于一种“大自然的回忆”，麦考利这样敏锐深刻的人不屑于使用这些模糊的、绿色的抒情词汇。那些早已消失的古老生意被她写得如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准确——“马具商，定制服装裁缝，日用杂货商，打蜡匠，理发师，啤酒制造商，箍桶人和马车制造商”；被摧毁的教堂也是——“圣维达斯特，圣奥尔本，圣安妮，圣艾格尼丝，圣伊莱斯—跛子门教堂”；还有城市里新来的杂草们：“一座被摧毁的商业城市，如今长满了绿色和金色的小茴香、千里光、款冬、千屈菜、柳兰、蕨菜、黑莓和高高的荨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