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 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 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 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 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 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 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 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 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 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０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 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 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 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 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 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 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 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 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 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 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