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能以副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团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闺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
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一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再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里,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还认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是谁。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种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坐他的车。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我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
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
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