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铐，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 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走。”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团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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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ＣＣ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