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1880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⑥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①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②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①“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②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④见胡编《年谱》卷六终后。
⑤徐一士：《一土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
②《清史稿·宝廷传》。
①朱寿朋：《东华续录》，同治一百，十三年七月，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版。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四，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③胡编《年谱》卷一。
④许编《年谱》卷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句自注。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
②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赴湖北人益阳胡抚部幕》。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二·吴可读传》。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年闰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