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晋书·山涛传》载："（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
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山涛在曹爽被诛前，因怕牵连到政治旋涡中而一度隐退。这次复出是在曹爽被诛后，司马师的劝告显然具有威迫的意味。向秀的出仕更有被强迫的性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向秀与嵇康关系极为密切，他这次应辟到洛阳见司马昭，显然与嵇康被诛后的严峻形势有直接关系。嵇康被杀，司马氏的借口是不孝，但实际原因是他拒绝司马氏的征辟而遭到忌恨。《魏氏春秋》载："大将军（司马昭）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于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汤武，大将军而怒焉。"（《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以上儿条史料说明，当时士人的出处是身不由已的。以理推之，阮籍的出仕似也不会例外。阮籍出仕后，政治上对司马氏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由此也可以说明上面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2.对嘉平六年废立一事的态度。
司马懿于嘉平三年（251）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这一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改年号为正元，在君主专制度下，废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动。对于这场事变，阮籍究竟取何种态度，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他自己所作的诗赋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端倪。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写了一首《首阳山赋》①，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不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肆寿天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武王说："以臣拭君，可谓仁乎？"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称赞伯夷兄弟是"积仁洁行"，孔子称赞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见，"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寿夭"、"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阮籍对伯夷兄弟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司马师废齐王，其借口是齐王不亲万机，耽于内宠、淫乱宫室、不亲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号。（见《三国志·魏志·齐王纪》及裴松之注）这与武土伐纣时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号恰好相同，阮籍批评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对司马师行废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正话反说。否则，这首赋的首段为什么要极力宣染一种悲凉、沉闷、孤独、无可奈何的气氛："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时将暮而无涛兮，虑凄沧而感心"；为什么作者与伯夷兄弟一样，分外重视自己的自然真性："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赋中"秽群伪之乱真"一句，我们很难与伯夷兄弟之行联系起来，而使我们想到的倒是司马氏一伙包藏祸心、以假乱真、虚伪丑恶的卑劣行径。
说到此，使人不由联想到阮籍的《咏怀诗》第十六首的内容。诗中写到：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据何焯所说，所谓"是时鹑火，日月相望"，隐指司马师于嘉平六年行废立的时间，断定"此诗正指司马师废齐上下也。"（《义门读书记》）诗中极力烘托着一种凶恶横暴、凄惨严厉的气氛，这难道不正是对司马氏专权当道、残杀异已、妄行废立的真实写照吗？
阮籍与伯夷兄弟一样，都处于鼎革之世，但他所遇到的司马氏父子却没有周武王那样的宏量，因此，他既不能像伯夷兄弟那样直接对司马氏的行径表示反对，又不能学伯夷兄弟走隐居采薇的道路，只好借批评伯夷兄弟以自我解嘲。从内心来说，他对司马氏行废立之事是反对的，而对伯夷兄弟是肯① 该赋序语云："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据文中语气，此赋似为追忆之作。
定的。他的《咏怀诗》曾多次提到"首阳山"①，可见，伯夷兄弟的高德洁行在他的心灵中曾引起了强烈共鸣。如在另一诗中，阮籍极力赞扬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咏怀诗》第十三），表示了对这两位采薇西山，义不食周粟古代高士的崇拜与向往。可以说，这里才是阮籍内心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真实流露。但令人痛惜是，在阮籍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仅不能对像废立这样的大事公开表示异议，甚至连做伯夷的可能都没有，这岂不是对司马氏的专横残暴更为辛辣的讽刺吗？
3.自求东平相和步兵校尉。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大概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晋书·阮籍传》载："及文帝辅政，籍常从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其中肯定有某种政治方面的原因。
李白《赠闾丘宿松》诗云："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指的就是阮籍此事。陈伯君先生指出，阮籍称"乐其风土"，可是，"今观此赋，无一语道其风土可乐者，反之，则极道其风土之恶，甚至谓'孰斯邦之可即'，可见籍当时对司马昭之语，不过托辞求去。"（《阮籍集校注·东平赋》题解）那么，阮籍之"情"或"托辞"背后的真实用心何在呢，阮籍原来历任司马氏的属官从事中郎一职，虽然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傅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人都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臣仆，但按照汉魏时期的官制或惯例，他与司马氏有门生故吏的关系，直接隶属于长官，只对长官负责，对皇帝并不直接负责或发生关系①。阮籍当时所担任的散骑常侍之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关系很接近，在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臣属关系。阮籍以从事中郎转为散骑常侍，意味着由司马氏的属官转为皇帝的臣属，这一转变大概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按照原来他与司马氏的关系，担任散骑常侍之职后，他实际上应该成为司马氏的耳目；司马氏给阮籍安排这个职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方面的意义。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他担当这个角色一定感到很为难。如果按照阮籍的新官职的要求，在道义上又应该为皇室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政敌地位，对于阮籍来说，这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竹林七贤论》说："高贵乡公以（阮籍）为散骑常侍，非其好也。"（《艺文类聚》卷四八）阮籍下愿作散骑常侍，决非仅仅是个兴趣爱好问题，而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内容。明白了这层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阮籍自求到东平去，只不过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借口。他在东平相任上，其政绩仅仅是拆毁了东平相府的一堵影墙。史书上所谓"法令清简"或"教令清宁"①，大概是虚饰之词。其实，十余日的① 据统计，《咏怀诗》里至少有第三、九、十三、二十六四首谈及伯夷隐居首阳之事。
① 参见周修强：《君臣之义及其衍化》一文，载《中国青年报》1988 年2 月 26 日。
①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名土传》说，阮籍在东平相任上是"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工夫，甚至连衙内的凳子都不能坐热，又如何谈得上政绩呢？阮籍这种近于游戏的政治态度。在时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名士"的风度，实际对于阮籍自己来说，这里面隐含着难言的苦衷，对于司马氏来说，似乎也担心阮籍做散骑常侍，真的与曹氏王室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于阮籍的作东平相的请求，当然表示欢迎。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①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二次主动请求。《晋书·阮籍传》说："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力步兵校尉。"步兵校尉原为汉武帝所置京师屯兵八校之一，执掌上林苑门兵，地位很重要。
东汉以降，此职在军事上的地位己不重要，且常以文士担任。魏晋时期，步兵校尉大概并不真正掌握兵权。②阮籍自求此职，大概与自求东平相一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本来对司马氏的行径就不大满意，可是连续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这不免又给人以与司马氏集团大接近的形象，这不仅违背的自己的心愿，而且也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因此，阮籍必然要设法摆脱这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