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对于阮籍来说，步兵校尉恐怕是他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最合运不过的职位了。阮籍求任步兵校尉自说是营厨里有美酒，其实这也是借口，在这个借口后面掩盖着的是他企图摆脱政治麻烦的目的。在阮籍一生的仕官生活中，他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的时间最长，计有亡八年之久，且终死没有升职与转职，个中原因是值得玩味的。从主观上说，他大概感到担任此职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回旋，所以再也没有主动提出转职。
4."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
可以说，在整个竹林时期，阮籍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或者更确切他说，他对司马氏采取的是一种敷衍或游戏的政治态度。
由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理解到这一点。
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后，依然保持着与司马氏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晋书·阮籍传》说："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世说新语·简做》说："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虽然不再担任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但还是经常到大将军府去，并不表现为对司马氏关系的疏远；而在大将军府上又每每狂放不羁，不以礼法自拘。这当然是出于"保身"之目的。阮籍虽然奉行这种超脱政治的"走钢丝"策略，但并不能完全超脱政治，不仅有些问题必须做出抉择，而且事实上危险还是不时地向他袭来。如史书上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求婚于阮籍，除了门第观念之外，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阮籍答应了这门婚事，无异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了司马氏集团，这当然是个难题。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谋士，稽康被杀之因，除与他公开表示和① 刘汝霖把阮籍自求任步乓校尉时间定在这年，且有详细考证。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19-21 页。
② 参见白化文：《阮籍·嵇康》第12、13 页注。
司马氏政治上不合作一事有关外，也与钟会的进谗有某种关系①。因此，阮籍不得不以纵酒的办法进行自我保护，摆脱困境。
但是，阮籍纵酒的策略并不完全可靠和有效，相反，却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疾恨和攻击，反而带来更大的危险。《晋书·何曾传》载：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司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力我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何曾的批评和建议对于阮籍未说，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司马昭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而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这种"不孝"行为，正是触犯了司马氏的大忌。嵇康的至友吕安被杀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牵涉到了这个问题。①大概由于阮籍"至慎"、"出口玄远"，从来不对具体事情或某个人发表意见， 且与司马氏有过长期的僚属关系，不像嵇康、吕安那样或"刚肠疾恶"或"性烈"，对司马氏表示公开的反对，才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不过，阮籍"口不论人过"，借酒装湖涂，并不等于是非不分，无所好恶，没有丝毫的正义感。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能真正忘怀政治或世事，其是非好恶还是相当明确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到：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诗中所写的"壮士"，作者没有点名确指何人。但从诗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个封疆大吏，受命远方，后来"身死魂飞扬"，壮烈地战死了。阮籍盛赞这位"壮士"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肯定了他"忠"、"义"双全的品格，指出他的气节必将获得后世的敬仰，他的英名一定会流芳百世。阮籍崇尚"忠"、"义"，与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正好相反。在魏晋禅代之际，这位忠臣义士不可能是司马氏集团的人，大概只能属于皇室势力的人，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丹丘俭、王凌、文钦、诸葛诞等因反抗司马氏而被杀之士。
清人陈祚明指出："此岂咏公孙（疑"诸葛"之误）， 丘之流邪？"（《采菽堂古诗选》）曾国藩更为明确地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丘俭之徒。"（转引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淮南三叛，嵇康盛赞管、蔡①，而阮① 据《晋书·嵇康传》载：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说："康欲助舟丘俭起乒，赖山涛不听。"又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漠。"劝司马昭除之。司马昭信之，乃诛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