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退出朝鲜，朝鲜分为南北两个朝鲜。虽然南北朝鲜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孔子儒家思想在南北朝鲜都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
在南朝鲜，二次大战后，由于西方的影响，学术界曾一度倾向于西方学说而忽视对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七十年代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高，欧美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这就促使南朝鲜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本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孔子儒学思想的研究。最近南朝鲜的一些少壮派伦理学家正在研究中国的礼教对朝鲜历来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及现代南朝鲜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所起的作用等。直到现在，南朝鲜仍把孔子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
特别是南朝鲜当局将《易经》的八卦图当作为国旗的标志，说明孔子儒家思想对今日的南朝鲜影响仍然很深。
在北朝鲜，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学及其在朝鲜的影响、一直注意研究。例如，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62年出版的郑振锡、郑圣哲等合著的《朝鲜哲学史》中便对儒家思想内容、性质及其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都作了论述，并对朱子学进行了剖析。为了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北朝鲜的学者们正着手进行儒经和汉文古籍的整理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思想文化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两千年来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的民族思想文化已经融为一体。时至今日，包括孔子儒家思想在内的朝鲜民族思想文化必将连绵不断地发扬光大。①《朝鲜志·风俗》。
②《朝鲜通史》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章第710页。
①王立达《朝鲜简史》第28页。
第二，孔子与日本。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一般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始。
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王仁及其他渡日学者，在宫中讲授《论语》、《千字文》等儒书，使日本真正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不久，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学问所，专门负责向王子、大臣们传授儒家经典。教育范围虽然不算大，但影响是深远的。513年开始设立五经之学。到七世纪，由于圣德太子的倡导，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孝德天皇朝置国博士，天智天皇朝设立学校，文武天皇朝颁行大宝令，规定首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向学生教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孝经》、《论语》，皆以汉魏古注为准。从奈良到平安时期（710-1192）官吏的选拔考试，题目都是有关儒学和汉学的。
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所接受。到了推古天皇朝的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佛、法、僧）外，多为儒家思想，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三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反映了儒家的中庸和忠君观念。他所制定的十二级冠位制，也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为各级的名号。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政治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大化革新（645年）和大宝令（701年）的制定，是日本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使日本从原始的有氏族色彩的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法式备定"的律令国家。大化革新和大宝令都是学习隋唐文化的结果，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孔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同学在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对孔子潜行释奠之礼，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延续下来。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768年，敕称孔子为文宣王。后来祀礼不限于学校，政府官员也参加，执政者藤原基经在释奠之日，率公卿祀孔子，并且计明经博士宣讲《周易》，对孔子的礼拜更加隆重。
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六百多年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阶级，由各级武士组成。古代天皇制度解体，天皇名存实亡，中央政权掌握在武人的幕府手中。武士阶级面临着与农民和商人的矛盾，与天皇的矛盾，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而武士阶级内部从将军、大名（诸侯）到中下级武士如旗本、御家人等也都存在着矛盾。经过长期的探索，最高统治者将军认识到，要处理这些矛盾，维护封建秩序，除了武力镇压，更要靠儒家思想的教化。这样，儒家思想越来越受重视。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用行政手段严禁"异学"，遂使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历代德川将军都是儒学的热烈拥护者。德川纲吉在本乡建大成殿，置孔子及十哲像，按时举行释奠之礼，时常亲自讲解经书。德川义直著《礼仪宝典》，把儒家理论和日本神道配合在一起。他们建起日本最大的孔庙，设立最高儒学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大量出版儒家典籍。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诸侯也建孔庙、办学校。这样就使儒学教育空前地发展起来。
德川幕府推重的是儒学中的朱子学，这个学派作为官学，拥有众多学者和很大的势力。由于儒学的强大影响，反对朱子学的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得不采取儒学的形态，不过是朱子学之外的分支罢了。于是便出现了古学、阳明学、中学、古义学、古文辞学，以及折衷派、考据派等等。这是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儒学各派共同维护家长制道德，最突出的是孝。朱子学派的贝原益轩强调父母对子女要严而不可溺爱，子女则要百般顺从父兄，"受父母兄长之责，虽怒亦不要反驳父兄之是非，应畏而慎听之"①。他们沿着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路线前进，认为妇女应该恪守"三从"、"四德"，严防"五病"、"七出"，给妇女带上较为沉重的枷锁，使她们的地位更低下，命运更悲惨。无怪乎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室鸠巢说："天地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①把孔孟程朱之道看成天经地义。
在封建时代形成的武士的道德──武士道，也与儒家学说有着极深刻的关系。它的主要道德规范如忠、义、勇、礼及其说明，如"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等等，都来自儒家典籍，有的就是孔子原话。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了近代天皇制。天皇制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是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一方面是由国家资本及政商特权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便决定了日本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吸取并发展儒家思想的封建主义成分。作为国民教育和精神生活指导文件的明治天皇《关于教育的敕语》，把日本的神道和儒学融为一体，说："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厂孙臣民所俱应遵守。""皇祖皇宗??以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为国体之精华。"它强调"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②，等等。因此，明治以来尊孔之风有增无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人士出于中日友好的情谊，研究中国孔子儒家思想的人不断增加，已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除中国本身外，在世界上日本是研究孔子儒家思想成果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余年中，日本对中国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从未间断。这一时期，孔子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也同样很深，日本朝野人士特别是学者对孔子的评价同样很高。例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桑原骘藏赞扬孔子是一位"平凡的伟人"，认为他没有什么"奇迹和预言"、"始终不离人界，以活人始，以活人终"，认为孔子是"像吾人一样平凡的凡人"，但经过不断努力而达到了伟人的地步，因此孔子可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日本朝野人士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景仰已成为中日友好的标志。
孔子儒家思想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与其原有思想文化相融合，也就是所谓儒学日本化。日本化了的儒学不仅深刻影响了千余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曾明确表示，"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有的日本学者甚至提出要在日本建立新孔夫子的资本主义。这就表明直到现在孔子儒家思想在日本仍有活力，成①转引自《日本史》第215页。
①转引自《日本史》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