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第三，今文经学派的衰落和儒、释、道的斗争及其相互渗透1.今文经学派的衰落。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显赫一时的董仲舒今文经学派，由于前面指出的缺点、错误和其他原因，为时不久，到东汉就逐步衰落了。魏晋时的玄学和南北朝隋唐的道家、佛学相继突起，与儒学相抗衡。推究今文经学派所以很快失败，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
一、如前所说，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灾害怪异等奇谈怪论，根本谈不上学术思想，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特别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谶纬之说，更是荒唐。
二、今文经注释繁琐，往往一部书的解说少则几十万言，多则上百万言，使许多缙生儒子，皓首穷经，苦不堪当。
三、西汉时取士办法是招收博士弟子读今文经，然后择优录用，因此要想做官的士子就必须熟读今文经。东汉时取士改用证辟办法，于是一些士子读今文经的兴趣就大减了。
四、特别重要的是古文经学不谈神怪，注释简明，东汉时又出了像郑玄等那样的古文经学家，学识渊博，兼通古文、今文二经之义，吸取两家之长，注释各类经书，相比之下今文经学的声望就一落千丈、经学的主要阵地被古文经学家所占领。此外，像王充、恒谭等古文经学思想家还展开了对今文经学的种种奇谈怪论和妖言迷信的批判。例如，王充就明确指出天和地都一样是自然物，不是什么人格神；人也是如此，即使贵为王侯，也和其他物体一样。人的精神离不开肉体，就像火离不开木柴一样；人一旦死去，绝不会变成鬼怪去害人。他还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去驳斥董仲舒之流的所谓祥瑞、灾异等无稽之谈，给今文经学以致命的打击。他还公开提出"问孔"、"刺孟"，并袒护黄老之说，说他主张"从道不从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①。这样王充就把"儒家之说"、"黄老之义"相反相成地联结起来了。
此后，公元四世纪初的西晋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所有的经学典籍。古文经因为简约，儒生背得出，得以流传下来。个文经除何休《公羊解诂》外，几乎都被消灭了。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古文经传，北朝恪守东汉经师旧法，南朝以魏晋时代的新法为主，兼用郑玄等人旧法。唐代建国以后，为了统一南北经传，唐太宗命孔颖达撰写解释《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五经正义》（后又有人写《周礼》、《仪礼》、《谷梁》、《公羊》四经的疏，合为《九经正义》），从而使古文经学得以留传下来。
2.儒、释、道的斗争和相互渗透。和今文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对立的，还有道教和佛教。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面临着道佛二教的严重挑战。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的斗争过程，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过程。汉魏以来，人们把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等封建文化称作"名教"，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经学不过是对"名教"的一种具体解说而已，因而经学虽然遭到厄运但并不意味着"名教"的消亡。事实上，在老庄思想重新抬头的东汉魏晋时代，在佛家势力十分强大的南北朝隋唐时代，"名教"仍保持着强大的潜力。魏晋玄学实质上是道家和儒家妥协的产物。玄学家王弼一面树起老子旗号，主张贵无，崇尚自然，但同时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肯定名教的合理性。另一玄学家郭象信奉庄子理论，主张"玄冥独化"，同时也说"名教即自然"，要人们主要是封建贵族，在名教中即等级宗法制的世俗生活中求得道家超世佑的清净无为的快乐。
两汉时期道家虽然给罢黜了，但是作为反对等级、宗法制的思想意识，①王充《论衡·自然》仍然在民间流传。原始道教就是利用老庄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思想并与神仙方术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教义。原始道教后来发展为具有贵族倾向的五斗米道和指导黄中起义的太平道。黄中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逐渐消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又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是把道教思想和儒家纲常"名教"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和神仙方术的理论体系，从而使道教由民间宗教改变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方道教，与佛教相抗衡，并且和佛教一起成为封建政权两大神学支柱。当时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把遵守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修炼的先决条件，他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木，皆不得长生也"①。这样就把道教的修炼方法和维护封建纲常的行为统一起来了。
佛教自印度正式传人我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即开始流行。
佛家否定人的世俗生活，要求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解脱。这种宗教在印度有它的适合土壤，在中国这块"名教"有深厚势力的土地上便无法坚持原来的教义。佛家本来不讲孝道，但在中国不孝乃是大逆不道，佛家也就不得不把孝道当作佛门的善行，从而出现了许多所谓"孝僧"。反佛的思想家则以"名教"的"华夷之辨"和"忠孝节义"为思想武器，批评佛教非中华之教，无君无父，不齿于人类。这就是印度式佛教不能在我国生根，不得不被改造为中国式佛教，而中国式佛教也不能持久占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综上可见，孔子儒家思想的潜力和影响在这一时期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葛洪《抱朴子·对俗》。
第四，宋明理学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和董仲舒以儒家身份用"天人感应"等奇谈怪论歪曲和篡改孔子思想的基本原理一样，宋明理学家们也以儒家身份用"天理人欲"等议论歪曲和篡改原始孔子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
自汉唐以来，经过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和分裂，赵匡胤于公元960年灭了后周，建立了宋王朝。至此中国重新得到统一，有机会休养生息，从而使宋代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文化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久以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治军事上的弊端日益暴露，加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加强思患控制，而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这时都由于自身的严重缺陷，丧失了作为统治思想的条件。为了适应新时期、新王朝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或"道学"为名的所谓新儒学。
宋代的赵家帝王虽然也礼拜佛老，但似乎对儒家更为垂青。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到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表彰孝悌，亲自主持进士的考选。宋真宗赵恒还跑到曲早祭孔，加封布衣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新儒学开始勃兴。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大学，张载论气为万物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程朱派是主流派，一直占支配地位。陆王派在明末曾泛滥一时。张载、王廷相等比较先进的学说，则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充分发展。
称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就总体而言，不少人偏离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致在客观上对孔子思想没有能像前面所说的孟子、荀子那样积极地有所修正和补充，却在许多方面作了歪曲和篡改。诸如"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陆九渊、王守仁等），"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认为寡妇饿凡也不能改嫁，说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等等，他们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他们都以道貌岸然的儒家囱貌出现，混淆和篡改了原始孔子思想的面貌，使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民族心理受到严重扼杀和压抑。宋明两个王朝的覆灭，虽还有其他原因，们吃人理学的遗毒是不能辞其咎的。而过去把这些部归在孔子身上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所以清代颜元很感慨地形容这些宋明理学家们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①作为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的。
①颜元《四存编·存人编》。
第五，清儒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力图恢复孔子本义清初的儒生沉痛地总结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等理学家们的不正学风的泛滥是误国的重要原因，于是纷纷起来批判宋明理学谈心说性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期反清复明，振兴中华。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并且主张治经必须从文字训枯、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证人手，进而理解它的本义。
黄宗羲与顾炎武相呼应，在史学上下功夫。他在广泛搜集、精心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写了有关明代哲学史、宋元哲学史等著作，影响深远。黄宗羲已具有民主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痛斥君主罪恶，以君主力"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这些思想已远远超越了封建主义的界限，显示了民主色彩。与顾、黄有着相同思想倾向的湖南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哲学上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特别是陆王的唯心主义论调。他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万事万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①。这就大大动摇了理学的理论基础，暴露了理学的空疏虚妄。这时在河北还有一位提倡践履之学的颜元，他认为程、朱、陆、王教人读书、静坐、反省，极端有害，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②。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③。颜元主张以实学、习行代替空言，"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