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确立了坚信自己的信念（道）必胜，在任何艰难困苦安危成败的情况下都不动摇的思想。
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③八个字。他一生的行动和实践，都证明了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自己对"道"有必胜信念，所以才能表现出那样豪迈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主义风貌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英雄气概。中国历史上许多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当代为中国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无数先烈，正是在各自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具体地表现了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当然，孔子毕竟是两千余年前封建社会的人物，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如上面所说那样，至今还闪耀着人类智慧的浩气和光芒，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但就在这同一思想中，除了积极方面外，同时也还有消极的方面。例如在上面所引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后，孔子接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把不避艰险安危、勇往直前地去贯彻"守死善道"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豪迈气概削弱了，而代之以"明哲保身"的一定意义上带有消极的东西了吗？当然，"危邦"如何"人"，"乱邦"如何"居"，该不该"人"和"居"，其间利弊得失，应从原则上（道）有无必要的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的小局出发，加以考虑，避免轻举妄动（勇而无谋），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笼统地（无条件地）提出"不入"、"不居"和"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封建社会中开明知识分子（士）的"明哲保身"的消极东西，在孔子当时也许是应该谅解的，在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取的和应该排除的消极方面的因素了。
（六）确立了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孔子评传命"①的不彻底的近乎二元论的"大道"观（自然观、宇宙观）。
这在当时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虽很不彻底，也还是有②《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为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学习，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有的人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但未必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权衡轻重而随机应变。清阮元认为这几句话的次序可能"传写错倒".应该说"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把原六句缩改为四句，与原文略异而义俱通（详见台湾省商务印书馆王书林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下册第240页）。③《论语·泰伯》。
①《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孔子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矛盾思想，表现在下列文句中：1."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平时不讲怪异鬼神之类的事，说明他不迷信这类事。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说明他对祭祀很认真，要求很严。3."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就是说，得罪了天老爷，什么祷告也是无用的。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把"畏天命"和"畏大人"（大人泛指在上之人，主要指君王），"畏圣人之言"并列而居首，仿佛已把"天命"看作主宰祸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了。这正是对主宰人间祸福的那种所谓"天命"虽持怀疑态度，但反对仍不彻底的表现。一定进步意义的。以上所列六点，仅就其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方面而言。所引论据，也不限于孔子三十岁时文献。理由很简单，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很强。"三十而立"的基础和后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引用若干必要的后来的材料，对加强理解"而立"时所确立的基础，是有好处的。把孔子的"而立"综合归纳为上述六点，是非常必要的，是符合孔子的具体情况和他自己所作的"自我鉴定"的。这里不存在"过高"的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凡人类历史上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多是在"而立"之年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吗？何况孔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人物呢！以上六点只是提纲式地列出，未作详细评述，因为下面有关章节还要谈到。孔子既然有了这个基础，就给他后来的为人、从事教学活动（施教、治学）和政治活动（为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他一生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教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两个方面，而在他来讲，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从事教学活动时不忘政治，从事政治活动时不忘教学。历史的、社会的诸条件的制约，使他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的伟大教育家。关于他在教学活动方面的详细情况，另有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孔子从"而立"之年一直到"仕鲁"为大司寇之前，在这漫长的一二十年间，其所作所为，史传留下的记载很少。正如崔述所说，孔子"自为司寇以后，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于后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①。所以，现在只能将孔子初仕鲁作中都宰以前的十余年问较大的两件事，简述如下：
（一）孔子三十五岁（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
因为鲁国内乱而适齐。
内乱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由来已久的鲁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这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以至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权力。近因是这年夏天，恰好由于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鄙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纠纷，鲁昭公就利用这一矛盾，支持氏，抑制季氏，并一直发展到联络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秘密策划，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季平子。就这样在远因。近因鼓荡下，昭公和季氏的斗争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要看另外两个世卿──叔孙氏和孟孙氏站在哪边。开始叔孙氏和孔子评传家臣商量采取什么态度时，家臣们都认为"如果灭了季氏，我们叔孙氏也就不存在了"①。于是叔孙氏立即发兵援救季平子。正在观望的孟孙氏看到叔孙氏已起兵救季氏，自己也就决定响应，并将鲁昭公派去联络的鄙昭伯杀死，以示决心。这样，加上其他因素（如内部不团结等），鲁昭公大败，被迫逃亡齐国。这就是史称"斗鸡之变"的始未。在鲁国这种乱哄哄的内乱局面中，孔子离鲁适齐。大概孔子在齐住了两年左右，即自昭公二十五年冬适齐至二十七年返鲁。在齐期间，有三件事可述：一是"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②。大概高昭子是一个名声不大好的齐国贵族③，孔子为了通过他去接近齐景公，①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之一。
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和家臣商量，首先问："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③崔述《洙泗考信录》："《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竟然去做他的家臣，后世儒者认为这是对孔子的诬蔑，好像孔子既是圣人，决不可能做这种事。例如梁玉绳就说："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④"为家臣"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反对者也提不出确证，只凭"讳圣"的主观臆想在那里嚷嚷而已。钱穆认为："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不得辄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⑤这是颇为公道的评断。
二是和齐国的乐官（太师）谈论音乐。听了虞舜传下来的名为《韶》的古乐，并学着奏唱，专心致志，以至接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肉味①。可见孔子这时对古代音乐不仅很有兴趣，而且已很有研究了。三是和齐景公讨论政治问题。据说孔子有两次有名的言论。一次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是"政在节财"②。这两次讨论，颇得齐景公的赞赏，齐景公想用他，并想把尼豁地方的田封给他③，使他做一个领有采邑的齐国贵族。可是由于晏婴的反对④，景公打消了这个想法，而且从此对他很冷淡，加上齐大夫有意加害孔子，孔子只好"反（返）乎鲁"了。而且因为处境危险，竟"接浙而行"⑤，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十，可见是走得非常仓促的。时孔子年三十六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前孔子评传515年）。（二）孔子和阳虎的一幕趣剧性的会见。关于阳虎其人，本章第二节《幼年在贫贱中成长》曾提到过，他作为季氏家臣，曾以"狐假虎威"的姿态，拒绝了十七岁的孔子到季氏家赴宴。过了三十年即鲁定公五年①，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平子死了，阳虎便把嗣立的继承季平子执政的季桓子囚禁起来，威逼季桓子屈服后才放了他②。当时鲁国的政治局面是，公室鲁定公的权操纵在世卿季氏手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卷之一）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
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9页。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这和《论语·述而》所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下知肉味，曰：'下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是一回事。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说（悦），将欲以尼田封孔子。"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崔述认为："此言出于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崔述的评论，从考证角度看，是值得参考的。
⑤《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浙而行。"赵歧注："浙，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也。"浙，淘米或淘过的米；接，提起。
①自孔子十七岁（鲁昭公十七年，前535年）腰经赴季氏宴被阳虎斥退，至阳虎擅权囚季桓子这年（定公五年，前505年），恰三十年，时孔子年四十七岁。
②《左传·定公五年》："九月，??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史记·鲁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史记·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即家臣，此指阳虎--作者）执国政，??"中，世卿季氏的权操纵在家臣阳虎手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就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因为当时孔子的声望已很高，阳虎既处于"陪臣执国命"的重要地位，很想巴结拉拢孔子，借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阳虎没法，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当时通行的礼俗以便与孔子见面。该礼俗为：凡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因为士不在家而未能亲受，这个士就必需亲自到大夫家登门拜谢③。于是阳虎便在孔子不在家时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使孔子不得不到他家来道谢。孔子针对阳虎的意图，在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可是恰巧在路上遇见了。阳虎对孔子说："来吧！我有话和你说。"孔子不答。阳虎又说："自己有德有才，而听任国事迷茫，这样的人能算是仁人吗？"他自己接口又说："怕不能算是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屡失时机，这样的人能算智者吗？怕不能算是智者吧！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是不会等待你啊！"孔子这才说："我是打算要出仕的。"①这一幕趣剧性的意外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但事后孔于终于坚持自己原则性信念，没有轻易在阳虎当权时出仕。因为"陪臣执国命"，鲁国政局很混乱，所以"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孔子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和在他办的私学里从事教学了。从三十多岁以后直到出仕任中都宰（五十一岁）这二十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是他的思想、学问和品德上在"立"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亦即像他自己所说的由"三十而立"，进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境界的过程。这为他尔后从政、从教、治学获得成就提供了更成熟的条件。学无止境，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是永无止境的。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三十岁左右必须努力打下基础（"三十而立"），而无论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凡是出色的思想家、政治家。孔子评传科学家、教育家等等，都必然在三十岁左右就在各自学习的不同领域内打下了坚实基础。孔子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封建时代向我们提供的一个例证罢了。